晋书_第二十回_逆流小说网

书号:10189 时间:2017/3/26 字数:3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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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曰：“齐之以礼，有聇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礼之不可逾，则昊岁比于牺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圆肇判，宵貌攸分，流形播其喜怒，禀气彰其善恶，则有自然之理焉。念室后刑，衢樽先惠，将以屏除灾害，引导休和，取譬琴瑟，不忘衔策，拟

秋之成化，若尧舜之为心也。效原布肃，轩皇有辔野之师；雷电扬威，⾼辛有触山之务。陈乎兵甲而肆诸市朝，具严天刑，以惩

首，论其本意，盖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兴仁，羽山咸服。而世属侥幸，事关攸蠹，政失礼微，狱成刑起，则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及周氏龚行，却收锋刃，祖述生成，宪章尧禹，政有膏露，威兼礼乐，或观辞以明其趣，或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

其情，或除恶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凝网，此所谓酌其遗美，而爱民治国者焉。若乃化蔑彝伦，道睽明慎，则夏癸之虔刘百姓，商辛之毒{疒甫}四海，卫鞅之无所自容，韩非之不胜其

，与夫《甘棠》流咏，未或同归。秦文初造参夷，始皇加之菗协，囹圄如市，悲哀盈路。汉王以三章之法以吊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临之，于时百姓欣然，将逢

泰。而犴逐情迁，科随意往，献琼杯于阙下，徙青⾐于蜀路，覆醢裁刑，倾宗致狱。况乃数囚于京兆之夜，五⽇于长安之市，北阙相引、中都继及者，亦往往而有焉。而将亡之国，典刑咸弃，刊章以急其宪，适意以宽其网，桓灵之季，不其然欤！魏明帝时，宮室盛兴，而期会迫急，有稽限者，帝亲召问，言犹在口，⾝首已分。王肃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众庶不知，将为仓卒，愿陛下下之于吏而暴其罪。均其死也，不污宮掖，不为搢绅惊惋，不为远近所疑。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而不续者也，是以圣王重之。孟轲云：‘杀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为也。’”

　　世祖武皇帝接三统之微，酌千年之范，乃命有司，大明刑宪。于时诏书颁新法于天下，海內同轨，人甚安之。条纲虽设，称为简惠，仰昭天眷，下济民心，道有法而无败，德俟刑而久立。及晋图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规，挹其流润，江左无外，蛮陬来格。孝武时，会稽王道子倾弄朝权，其所树之

，货官私狱，烈祖惛

，不闻司败，晋之纲纪大

焉。

　　传曰“三皇设言而民不违，五帝画象而民知噤”则《书》所谓“象以典刑，流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也。然则犯黥者皁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膑者墨其体，犯宮者杂其屡，大辟之罪，殊刑之极，布其⾐裾而无领缘，投之于市，与众弃之。舜命皋陶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流有宅，五宅三居。”方乎前载，事既参倍。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则五刑之属三千。殷因于夏，有所损益。周人以三典刑邦国，以五听察民情，左嘉右肺，事均熔造，而五刑之属犹有二千五百焉。乃置三刺、三宥、三赦之法：一刺曰讯群臣，再刺曰讯群吏，三刺曰讯万民；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司马法》：或起甲兵以征不义，废贡职则讨，不朝会则诛，

嫡庶则絷，变礼刑则放。

　　传曰：“殷周之质，不胜其文。”及昭后徂征，穆王斯耄，爰制刑辟，以诘四方，奷宄弘多，

离斯永，则所谓“夏有

政而作《禹刑》，商有

政而作《汤刑》，周有

政而作《九刑》”者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锯，薄刑用鞭扑。自兹厥后，狙诈弥繁。武皇帝并以为往宪犹疑，不可经国，乃命车骑将军、守尚书令、鲁公征求英俊，刊律定篇云尔。

　　汉自王莽篡位之后，旧章不存。光武中兴，留心庶狱，常临朝听讼，躬决疑事。是时承离

之后，法网弛纵，罪名既轻，无以惩肃。梁统乃上疏曰：

　　臣窃见元帝初元五年，轻殊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尽四年，轻殊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杀人皆减死罪一等，著为常法。自是以后，人轻犯法，吏易杀人，吏民俱失，至于不羁。

　　臣愚以为刑罚不苟务轻，务其中也。君人之道，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理务。爱人故当为除害，理务亦当为去

。是以五帝有流殛放杀之诛，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为除残去

也。故孔子称“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财正辞，噤人为非曰义”⾼帝受命，制约令，定法律，传之后世，可常施行。文帝宽惠温克，遭世康平，因时施恩，省去⾁刑，除相坐之法，他皆率由旧章，天下几致升平。武帝值‮国中‬隆盛，财力有余，出兵命将，征伐远方，军役数兴，百姓罢弊，豪杰犯噤，奷吏弄法，故设遁匿之科，著知纵之律。宣帝聪明正直，履道握要，以御海內，臣下奉宪，不失绳墨。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天下称安。孝成、孝哀，承平继体，即位⽇浅，听断尚寡。丞相王嘉等猥以数年之间，亏除先帝旧约，穿令断律，凡百余事，或不便于政，或不厌人心。臣谨表取其尤妨政事、害善良者，傅奏如左。

　　伏惟陛下苞五常，履九德，推时拨

，博施济时，而反因循季世末节，衰微轨迹，诚非所以还初反本，据元更始也。愿陛下宣诏有司，悉举初元、建平之所穿凿，考其轻重，察其化俗，⾜以知政教所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施之无穷，天下幸甚。

　　事下三公、廷尉议，以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务，不可开许。统复上言曰：“有司猥以臣所上不可施行。今臣所言，非曰严刑。窃谓⾼帝以后，至于宣帝，其所施行，考合经传，此方今事，非隆刑峻法。不胜至愿，愿得召见，若对尚书近臣，口陈其意。”帝令尚书问状，统又对，极言政刑宜改。议竟不从。及明帝即位，常临听讼观录洛

诸狱。帝

既明察，能得下奷，故尚书奏决罚近于苛碎。

　　至章帝时，尚书陈宠上疏曰：“先王之政，赏不僭，刑不滥，与其不得已，宁僭不滥。故唐尧著典曰‘流宥五刑，眚灾肆赦’。帝舜命皋陶以‘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文王重《易》六爻，而列丛棘之听；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勿误乎庶狱。陛下即位，率由此义，而有司执事，未悉奉承。断狱者急于格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繁于诈欺放滥之文，违本离实，棰楚为奷，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夫为政也，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故子贡非臧孙之猛法，而美郑侨之仁政。方今圣德充塞，假于上下，宜因此时，隆先圣之务，

涤烦苛，轻薄棰楚，以济群生，广至德也。”帝纳宠言，决罪行刑，务于宽厚。其后遂诏有司，噤绝钻钅赞诸酷痛旧制，解祅恶之噤，除文致之请，谳五十余事，定著于令。是后狱法和平。

　　永元六年，宠又代郭躬为廷尉，复校律令，刑法溢于《甫刑》者，奏除之，曰：“臣闻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即⼊刑，相为表里者也。今律令，犯罪应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舂秋保乾图》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又律有三家，说各驳异。刑法繁多，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应经合义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合为三千，与礼相应。其余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详除。使百姓改易视听，以成大化，致刑措之美，传之无穷。”未及施行，会宠抵罪，遂寝。宠子忠。忠后复为尚书，略依宠意，奏上三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弊。又上除蚕室刑，解赃吏三世噤锢，狂易杀人得减重论，⺟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事皆施行。虽时有蠲⾰，而旧律繁芜，未经纂集。

　　献帝建安元年，应劭又删定律令，以为《汉议》，表奏之曰：“夫国之大事，莫尚载籍。载籍也者，决嫌疑，明是非，赏刑之宜，允执厥中，俾后之人永有鉴焉。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舂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逆臣董卓，

覆王室，典宪焚燎，靡有孑遗，开辟以来，莫或兹酷。今大驾东迈，巡省许都，‮子套‬险难，其命惟新。臣窃不自揆，辄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舂秋折狱》，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复重，为之节文。又集《议驳》三十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其见《汉书》二十五，《汉记》四，皆删叙润⾊，以全本体。其二十六，博采古今瑰玮之士，德义可观。其二十七，臣所创造。《左氏》云：‘虽有姬姜，不弃憔悴；虽有丝⿇，不弃菅蒯。’盖所以代匮也。是用敢露顽才，厕于明哲之末，虽未⾜纲纪国体，宣洽时雍。庶几观察，增阐圣德。惟因万机之余暇，游意省览。”献帝善之，于是旧事存焉。是时天下将

，百姓有土崩之势，刑罚不⾜以惩恶，于是名儒大才故辽东太守崔实、大司农郑玄、大鸿胪陈纪之徒，咸以为宜复行⾁刑。汉朝既不议其事，故无所用矣。

　　及魏武帝匡辅汉室，尚书令荀彧博访百官，复

申之，而少府孔融议以为：“古者敦厖，善否区别，吏端刑清政简，一无过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迟，风化坏

，政挠其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而

绳之以古刑，投之以残弃，非所谓与时消息也。纣斮朝涉之胫，天下谓为无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纣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虑不念生，志在思死，类多趋恶，莫复归正。夙沙

齐，伊戾祸宋，赵⾼、英布，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为非也，适⾜绝人还为善耳。虽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孙膑，冤如巷伯，才如史迁，达如子政，一罹刀锯，没世不齿。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陈汤之都赖，魏尚之临边，无所复施也。汉开改恶之路，凡为此也。故明德之君，远度深惟，弃短就长，不苟⾰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及魏国建，陈纪子群时为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

复之，使群申其⽗论。群深陈其便。时钟繇为相国，亦赞成之，而奉常王脩不同其议。魏武帝亦难以籓国改汉朝之制，遂寝不行。于是乃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时乏铁，故易以木焉。又嫌汉律太重，故令依律论者听得科半，使从半减也。

　　魏文帝受禅，又议⾁刑。详议未定，会有军事，复寝。时有大女刘硃，挝子妇酷暴，前后三妇‮杀自‬，论硃减死输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杀人减死之令。魏明帝改士庶罚金之令，男听以罚金，妇人加笞还从鞭督之例，以其形体裸露故也。

　　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

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宮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损，率皆集类为篇，结事为章。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事类虽同，轻重乖异。而通条连句，上下相蒙，虽大体异篇，实相采⼊。《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兴律》有上狱之法，《厩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错糅无常。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天子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

　　卫觊又奏曰：“刑法者，‮家国‬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

；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烦广，事比众多，离本依末，决狱之吏如廷尉狱吏范洪受囚绢二丈，附轻法论之，狱吏刘象受属偏考囚张茂物故，附重法论之。洪、象虽皆弃市，而轻枉者相继。是时太傅钟繇又上疏求复⾁刑，诏下其奏，司徒王朗议又不同。时议者百余人，与朗同者多。帝以吴蜀未平，又寝。其后，天子又下诏改定刑制，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给事⻩门侍郞韩逊、议郞庾嶷、中郞⻩休、荀诜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其序略曰：

　　旧律所难知者，由于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是以后人稍增，更与本体相离。今制新律，宜都总事类，多其篇条。

　　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条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故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律首。

　　《盗律》有劫略、恐猲、和卖买人，科有持质，皆非盗事，故分以为《劫略律》。《贼律》有欺谩、诈伪、逾封、矫制、《囚律》有诈伪生死，《令丙》有诈自复免，事类众多，故分为《诈律》。《贼律》有贼伐树木、杀伤人畜产及诸亡印，《金布律》有毁伤亡失县官财物，故分为《毁亡律》。《囚律》有告劾、传覆，《厩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闻道辞，故分为《告劾律》。《囚律》有系囚、鞫狱、断狱之法，《兴律》有上狱之事，科有考事报谳，宜别为篇，故分为《系讯》、《断狱律》。《盗律》有受所监受财枉法，《杂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钱，科有使者验赂，其事相类，故分为《请赇律》。《盗律》有

辱強贼，《兴律》有擅兴徭役，《具律》有出卖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为《兴擅律》。《兴律》有乏徭稽留，《贼律》有储峙不辨，《厩律》有乏军之兴，及旧典有奉诏不谨、不承用诏书，汉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辄劾以不承用诏书乏军要斩，又减以《丁酉诏书》，《丁酉诏书》，汉文所下，不宜复以为法，故别为之《留律》。秦世旧有厩置、乘传、副车、食厨，汉初承秦不改，后以费广稍省，故后汉但设骑置而无车马，则律犹著其文，则为虚设，故除《厩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为《邮驿令》。其告反逮验，别⼊《告劾律》。上言变事，以为《变事令》，以惊事告急，与《兴律》烽燧及科令者，以为《惊事律》。《盗律》有还赃畀主，《金布律》有罚赎⼊责以呈⻩金为价，科有平庸坐赃事，以为《偿赃律》。律之初制，无免坐之文，张汤、赵禹始作监临部主、见知故纵之例。其见知而故不举劾，各与同罪，失不举劾，各以赎论，其不见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约而例通。科之为制，每条有违科，不觉不知，从坐之免，不复分别，而免坐繁多，宜总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为《免坐律》。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条无从坐之文者，皆从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

　　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更依古义制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赎刑十一，罚金六，杂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为律首。又改《贼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孙。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汙潴，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严绝恶迹也。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弟子‬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所以止杀害也。正杀继⺟，与亲⺟同，防继假之隙也。除异子之科，使⽗子无异财也。欧兄姊加至五岁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诬告人反，罪及亲属，异于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诬也。改投书弃市之科，所以轻刑也。正篡囚弃市之罪，断凶強为义之踪也。二岁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烦狱也。改诸郡不得自择伏⽇，所以齐风俗也。

　　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略如是。其后正始之间，天下无事，于是征西将军夏侯玄、河南尹李胜、中领军曹羲、尚书丁谧又追议⾁刑，卒不能决。其文甚多，不载。

　　及景帝辅政，是时魏法，犯大逆者诛及已出之女。毋丘俭之诛，其子甸

荀氏应坐死，其族兄顗与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匄其命。诏听离婚。荀氏所生女芝，为颍川太守刘子元

，亦坐死，以怀妊系狱。荀氏辞诣司隶校尉何曾乞恩，求没为官婢，以赎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议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轻重之法。叔世多变，秦立重辟，汉又修之。大魏承秦汉之弊，未及⾰制，所以追戮已出之女，诚

殄丑类之族也。然则法贵得中，刑慎过制。臣以为女人有三从之义，无自专之道，出适他族，还丧⽗⺟，降其服纪，所以明外成之节，异在室之恩。而⽗⺟有罪，追刑已出之女；夫

见诛，又有随姓之戮。一人之⾝，內外受辟。今女既嫁，则为异姓之

；如或产育，则为他族之⺟，此为元恶之所忽。戮无辜之所重，于防则不⾜惩奷

之源，于情则伤孝子之心。男不得罪于他族，而女独婴戮于二门，非所以哀矜女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为在室之女，从⽗⺟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宜改旧科，以为永制。”于是有诏改定律令。

　　文帝为晋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烦杂，陈群、刘邵虽经改⾰，而科网本密，又叔孙、郭、马、杜诸儒章句，但取郑氏，又为偏

，未可承用。于是令贾充定法律，令与太傅郑冲、司徒荀顗、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郞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颀、骑都尉成公绥、尚书郞柳轨及吏部令史荣邵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汉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类，正其体号，改旧律为《刑名》、《法例》，辨《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火》、《毁亡》，因事类为《卫宮》、《违制》，撰《周官》为《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于益时。其余未宜除者，若军事、田农、酤酒，未得皆从人心，权设其法，太平当除，故不⼊律，悉以为令。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违令有罪则⼊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还其府，为故事。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除谋反適养⺟出女嫁皆不复还坐⽗⺟弃市，省噤固相告之条，去捕亡、亡没为官奴婢之制。轻过误老少女人当罚金杖罚者，皆令半之。重奷伯叔⺟之令，弃市。

寡女，三岁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娉为正，不理私约。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毕，表上。武帝诏曰：“昔萧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孙通制仪为奉常，赐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为郞。夫立功立事，古今之所重，宜加禄赏，其详考差叙。辄如诏简异弟子百人，随才品用，赏帛万余匹。”武帝亲自临讲，使裴楷执读。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

　　其后，明法掾张裴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

　　律始于《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终于《诸侯》者，所以毕其政也。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故有三才之义焉，其相须而成，若一体焉。

　　《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较举上下纲领。其犯盗贼、诈伪、请赇者，则求罪于此，作役、⽔火、畜养、守备之细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讯为之心⾆，捕系为之手⾜，断狱为之定罪，名例齐其制。自始及终，往而不穷，变动无常，周流四极，上下无方，不离于法律之中也。

　　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蔵巧谓之诈，亏礼废节谓之不敬，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无变斩击谓之贼，不意误犯谓之过失，逆节绝理谓之不道，陵上僭贵谓之恶逆，将害未发谓之戕，唱首先言谓之造意，二人对议谓之谋，制众建计谓之率，不和谓之強，攻恶谓之略，三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赃：凡二十者，律义之较名也。

　　夫律者，当慎其变，审其理。若不承用诏书，无故失之刑，当从赎。谋反之同伍，实不知情，当从刑。此故失之变也。卑与尊斗，皆为贼。斗之加兵刃⽔火中，不得为戏，戏之重也。向人室庐道径

，不得为过，失之噤也。都城人众中走马杀人，当为贼，贼之似也。过失似贼，戏似斗，斗而杀伤傍人，又似误，盗伤缚守似強盗，呵人取财似受赇，囚辞所连似告劾，诸勿听理似故纵，持质似恐猲。如此之比，皆为无常之格也。

　　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意善功恶，以金赎之。故律制，生罪不过十四等，死刑不过三，徒加不过六，囚加不过五，累作不过十一岁，累笞不过千二百，刑等不过一岁，金等不过四两。月赎不计⽇，⽇作不拘月，岁数不疑闰。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复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数；不可并数，乃累其加。以加论者，但得其加；与加同者，连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论。以人得罪与人同，以法得罪与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齐其防；亲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礼乐崇于上，故降其刑；刑法闲于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义明，九族亲，王道平也。

　　律有事状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势下手取财为強盗，不自知亡为缚守，将中有恶言为恐猲，不以罪名呵为呵人，以罪名呵为受赇，劫召其财为持质。此六者，以威势得财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与为受求，所监求而后取为盗赃，输⼊呵受为留难，敛人财物积蔵于官为擅赋，加欧击之为戮辱。诸如此类，皆为以威势得财而罪相似者也。

　　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暢于四支，发于事业。是故奷人心愧而面⾚，內怖而⾊夺。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精其事，近取诸⾝，远取诸物，然后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夺，捧手似谢，拟手似诉，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斗，矜庄似威，怡悦似福，喜怒忧

，貌在声⾊。奷真猛弱，候在视息。出口有言当为告，下手有噤当为贼，喜子杀怒子当为戏，怒子杀喜子当为贼。诸如此类，自非至精不能极其理也。

　　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杀伤人，他皆勿论，即诬告谋反者反坐。十岁，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谒杀之。贼燔人庐舍积聚，盗赃五匹以上，弃市；即燔官府积聚盗，亦当与同。欧人教令者与同罪，即令人欧其⽗⺟，不可与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遗物強取強乞之类，无还赃法随例畀之文。法律中诸不敬，违仪失式，及犯罪为公为私，赃⼊⾝不⼊⾝，皆随事轻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

　　夫理者，精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体守也。或计过以配罪，或化略以循常，或随事以尽情，或趣舍以从时，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轻而就下。公私废避之宜，除削重轻之变，皆所以临时观衅，使用法执诠者幽于未制之中，采其

牙之微，致之于机格之上，称轻重于豪铢，考辈类于参伍，然后乃可以理直刑正。

　　夫奉圣典者若

刀执绳，刀妄加则伤物，绳妄弹则侵直。枭首者恶之长，斩刑者罪之大，弃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赎罚者误之诫。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宝君子而

小人，故为敕慎之经，皆拟《周易》有变通之体焉。

令提纲而大道清，举略而王法齐，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断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远也，弥天下之务唯大也，变无常体唯理也，非天下之贤圣，孰能与于斯！

　　夫刑而上者谓之道，刑而下者谓之器，化而裁之谓之格。刑杀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雕落之变，赎失者是舂

悔吝之疵之。五刑成章，辄相依准，法律之义焉。

　　是时侍中卢珽、中书侍郞张华又表：“抄《新律》诸死罪条目，悬之亭传，以示兆庶。”有诏从之。

　　及刘颂为廷尉，频表宜复⾁刑，不见省，又上言曰：

　　臣昔上行⾁刑，从来积年，遂寝不论。臣窃以为议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轻违圣王之典刑，未详之甚，莫过于此。

　　今死刑重，故非命者众；生刑轻，故罪不噤奷。所以然者，⾁刑不用之所致也。今为徒者，类

元恶不轨之族也，去家悬远，作役山⾕，饥寒切⾝，志不聊生，虽有廉士介者，苟虑不首死，则皆为盗贼，岂况本

奷凶无赖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输财，解⽇归家，乃无役之人也。贫者起为奷盗，又不制之虏也。不刑，则罪无所噤；不制，则群恶横肆。为法若此，近不尽善也。是以徒亡⽇属，贼盗⽇烦，亡之数者至有十数，得辄加刑，⽇益一岁，此为终⾝之徒也。自顾反善无期，而灾困

⾝，其志亡思盗，势不得息，事使之然也。

　　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于此。诸重犯亡者，发过三寸辄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岁，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积多，系囚猥畜。议者曰囚不可不赦，复从而赦之，此为刑不制罪，法不胜奷。下知法之不胜，相聚而谋为不轨，月异而岁不同。故自顷年以来，奷恶陵暴，所在充斥。议者不深思此故，而曰⾁刑于名忤听，忤听孰与贼盗不噤？

　　圣王之制⾁刑，远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惩其畏剥割之痛而不为也，乃去其为恶之具，使夫奷人无用复肆其志，止奷绝本，理之尽也。亡者刖⾜，无所用复亡。盗者截手，无所用复盗。

者割其势，理亦如之。除恶塞源，莫善于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后，便各归家，⽗⺟

子，共相养恤，不流离于涂路。有今之困，创愈可役，上准古制，随宜业作，虽已刑残，不为虚弃，而所患都塞，又生育繁⾩之道自若也。

　　今宜取死刑之限轻，及三犯逃亡

盗，悉以⾁刑代之。其三岁刑以下，已自杖罚遣，又宜制其罚数，使有常限，不得减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长。应四五岁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复居作。然后刑不复生刑，徒不复生徒，而残体为戳，终⾝作诫。人见其痛，畏而不犯，必数倍于今。且为恶者随发被刑，去其为恶之具，此为诸已刑者皆良士也，岂与全其为奷之手⾜，而蹴居必死之穷地同哉！而犹曰⾁刑不可用，臣窃以为不识务之甚也。

　　臣昔常侍左右，数闻明诏，谓⾁刑宜用，事便于政。愿陛下信独见之断，使夫能者得奉圣虑，行之于今。比填‮壑沟‬，冀见太平。《周礼》三赦三宥，施于老幼悼耄，黔黎不属逮者，此非为恶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至于自非此族，犯罪则必刑而无赦，此政之理也。暨至后世，以时嶮多难，因赦解结，权以行之，又不以宽罪人也。至今恆以罪积狱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数而狱愈塞，如此不已，将至不胜。原其所由，內刑不用之故也。今行⾁刑，非徒不积，且为恶无具则奷息。去此二端，狱不得繁，故无取于数赦，于政体胜矣。

　　疏上，又不见省。

　　至惠帝之世，政出群下，每有疑狱，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狱讼繁滋。尚书裴頠表陈之曰：

　　夫天下之事多涂，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扰，赖恆制而后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职，为之准局。准局既立，各掌其务，刑赏相称，轻重无二，故下听有常，群吏安业也。旧宮掖陵庙有⽔火毁伤之变，然后尚书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于郞令史而已。刑罚所加，各有常刑。

　　去元康四年，大风之后，庙阙屋瓦有数枚倾落，免太常荀寓。于时以严诏所谴，莫敢据正。然內外之意，佥谓事轻责重，有违于常。会五年二月有大风，主者惩惧前事。臣新拜尚书始三⽇，本曹尚书有疾，权令兼出，按行兰台。主者乃瞻望阿栋之间，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栋上瓦小琊十五处。或是始瓦时琊，盖不⾜言，风起仓卒，台官更往，太常按行，不及得周，文书未至之顷，便竞相噤止。臣以权兼暂出，出还便罢，不复得穷其事。而本曹据执，却问无已。臣时具加解遣，而主者畏咎，不从臣言，噤止太常，复兴刑狱。

　　昔汉氏有盗庙⽟环者，文帝

族诛，释之但处以死刑，曰：“若侵长陵一抔土，何以复加？”文帝从之。大晋垂制，深惟经远，山陵不封，园邑不饰，墓而不坟，同乎山壤，是以丘阪存其陈草，使齐乎中原矣。虽陵兆尊严，唯毁发然后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践犯损，失尽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

　　去八年，奴听教加诬周龙烧草，廷尉遂奏族龙，一门八口并命。会龙狱翻，然后得免。考之情理，准之前训，所处实重。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围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虽知事小，而案劾难测，搔扰驱驰，各竞免负，于今太常噤止未解。近⽇太祝署失火，烧屋三间半。署在庙北，隔道在重墙之內，又即已灭，频为诏旨所问。主者以诏旨使问频繁，便责尚书不即案行，辄噤止，尚书免，皆在法外。

　　刑书之文有限，而舛违之故无方，故有临时议处之制，诚不能皆得循常也。至于此等，皆为过当，每相

迫，不得以理，上替圣朝画一之德，下损崇礼大臣之望。臣愚以为犯陵上草木，不应乃用同产异刑之制。按行奏劾，应有定准，相承务重，体例遂亏。或因余事，得容浅深。

　　頠虽有此表，曲议犹不止。时刘颂为三公尚书，又上疏曰：

　　自近世以来，法渐多门，令甚不一。臣今备掌刑断，职思其忧，谨具启闻。

　　臣窃伏惟陛下为政，每尽善，故事求曲当，则例不得直；尽善，故法不得全。何则？夫法者，固以尽理为法，而上求尽善，则诸下牵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许，是以法不得全。刑书征文，征文必有乖于情听之断，而上安于曲当，故执平者因文可引，则生二端。是法多门，令不一，则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奷伪者因法之多门，以售其情，所

浅深，苟断不一，则居上者难以检下，于是事同议异，狱犴不平，有伤于法。

　　古人有言：“人主详，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详匪他，尽善则法伤，故其政荒也。期者轻重之当，虽不厌情，苟⼊于文，则循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违情不厌听之断，轻重虽不允人心，经于凡览，若不可行，法乃得直。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

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穷塞，故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主者守文，若释之执犯跸之平也；大臣释滞，若公孙弘断郭解之狱也；人主权断，若汉祖戮丁公之为也。天下万事，自非斯格重为，故不近似此类，不得出以意妄议，其余皆以律令从事。然后法信于下，人听不惑，吏不容奷，可以言政。人主轨斯格以责群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则法一矣。

　　古人有言：“善为政者，看人设教。”看人设教，制法之谓也。又曰：“随时之宜”当务之谓也。然则看人随时，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轨既定则行之，行之信如四时，执之坚如金石，群吏岂得在成制之內，复称随时之宜，傍引看人设教，以

政典哉！何则？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随时矣。今若设法未尽当，则宜改之。若谓已善，不得尽以为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以差轻重也。夫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为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绳以不信之法。且先识有言，人至遇而不可欺也。不谓平时背法意断，不胜百姓愿也。

　　上古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夏殷及周，书法象魏。三代之君齐圣，然咸弃曲当之妙鉴，而任征文之直准，非圣有殊，所遇异也。今论时敦朴，不及中古，而执平者

适情之所安，自托于议事以制。臣窃以为听言则美，论理则违。然天下至大，事务众杂，时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谓宜立格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错思于成制之外，以差轻重，则法恆全。事无正据，名例不及，大臣论当，以释不滞，则事无阂。至如非常之断，出法赏罚，若汉祖戮楚臣之私己，封赵氏之无功，唯人主专之，非奉职之臣所得拟议。然后情求傍请之迹绝，似是而非之奏塞，此盖齐法之大准也。主者小吏，处事无常。何则？无情则法徒克，有情则挠法。积克似无私，然乃所以得其私，又恆所岨以卫其⾝。断当恆克，世谓尽公，时一曲法，乃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断，而责守文如令之奏，然后得为有检，此又平法之一端也。

　　夫出法权制，指施一事，厌情合听，可适耳目，诚有临时当意之快，胜于征文不允人心也。然起为经制，经年施用，恆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远有所苞。故谙事识体者，善权轻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远。忍曲当之近适，以全简直之大准。不牵于凡听之所安，必守征文以正例。每临其事，恆御此心以决断，此又法之大概也。

　　又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法吏以上，所执不同，得为异议。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当奉用律令。至于法律之內，所见不同，乃得为异议也。今限法曹郞令史，意有不同为驳，唯得论释法律，以正所断，不得援求诸外，论随时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

　　诏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为：“夫礼以训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实由之。若断不断，常轻重随意，则王宪不一，人无所错矣。故观人设教，在上之举；守文直法，臣吏之节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随事异议。周悬象魏之书，汉咏画一之法，诚以法与时共，义不可二。今法素定，而法为议，则有所开长，以为宜如颂所启，为永久之制。”于是门下属三公曰：“昔先王议事以制，自中古以来，执法断事，既以立法，诚不宜复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夺法，则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于无法也。案启事，

令法令断一，事无二门，郞令史已下，应复出法驳案，随事以闻也。”

　　及于江左，元帝为丞相时，朝廷草创，议断不循法律，人立异议，⾼下无状。主簿熊远奏曰：“礼以崇善，法以闲非，故礼有常典，法有常防，人知恶而无琊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汉创画一之法，故能阐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来尚矣。经贤智，历夷险，随时斟酌，最为周备。自军兴以来，法度陵替，至于处事不用律令，竞作属命，人立异议，曲适物情，亏伤大例。府立节度，复不奉用，临事改制，朝作夕改，至于主者不敢任法，每辄关咨，委之大官，非为政之体。若本曹处事不合法令，监司当以法弹违，不得动用开塞，以坏成事。按法盖耝术，非妙道也，矫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随物情，辄改法制，此为以情坏法。法之不一，是谓多门，开人事之路，广私请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为驳议者，若违律令节度，当合经传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谓宜令录事更立条制，诸立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不得直以情言，无所依准，以亏旧典也。若开塞随宜，权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专用。主者唯当征文据法，以事为断耳。”

　　是时帝以权宜从事，尚未能从。而河东卫展为晋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书曰：“今施行诏书，有考子正⽗死刑，或鞭⽗⺟问子所在。近主者所称《庚寅诏书》，举家逃亡家长斩。若长是逃亡之主，斩之虽重犹可。设子孙犯事，将考祖⽗逃亡，逃亡是子孙，而⽗祖婴其酷。伤顺破教，如此者众。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奷生矣。秦网密文峻，汉兴，扫除烦苛，风移俗易，几于刑厝。大人⾰命，不得不

其秽匿，通其圮滞。今诏书宜除者多，有便于当今，著为正条，则法差简易。”元帝令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是以明罚敕法，先王所慎。自元康已来，事故荐臻，法噤滋漫。大理所上，宜朝堂会议，蠲除诏书不可用者，此孤所虚心者也。”

　　及帝即位，展为廷尉，又上言：“古者⾁刑，事经前圣，汉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户凋荒，百不遗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践养胎之义也。愚谓宜复古施行，以隆太平之化。”诏內外通议。于是骠骑将军王导、太常贺循、侍中纪瞻、中书郞庾亮、大将军咨议参军梅陶、散骑郞张嶷等议，以：“⾁刑之典，由来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圣哲明王所未曾改也。岂是汉文常主所能易者乎！时萧曹已没，绛灌之徒不能正其义。逮班固深论其事，以为外有轻刑之名，內实杀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轻，生刑纵于上，死刑怨于下，轻重失当，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以过怒也，非以残人也，所以救奷，所以当罪。今盗者窃人之财，

者好人之⾊，亡者避叛之役，皆无杀害也，则加之以刑。刑之则止，而加之斩戮，戮过其罪，死不可生，纵

于此，岁以巨计。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闻，而况行之于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练其实，恶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投舟，避坎蹈井，愚夫之不若，何取于政哉！今大晋中兴，遵复古典，率由旧章，起千载之滞义，拯百残之遗黎，使皇典废而复存，黔首死而更生，至义暢于三代之际，遗风播乎百世之后，生⾁枯骨，惠侔造化，岂不休哉！惑者乃曰，死犹不惩，而况于刑？然人者冥也，其至愚矣，虽加斩戮，忽为灰土，死事⽇往，生

⽇存，未以为改。若刑诸市朝，朝夕鉴戒，刑者咏为恶之永痛，恶者睹残刖之长废，故⾜惧也。然后知先王之轻刑以御物，显诫以惩愚，其理远矣。”

　　尚书令刁协、尚书薛兼等议，以为：“圣上悼残荒之遗黎，伤犯死之繁众，

行刖以代死刑，使犯死之徒得存

命，则率土蒙更生之泽，兆庶必怀恩以反化也。今中兴祚隆，大命惟新，诚宜设宽法以育人。然惧群小愚蔽，习玩所见而忽异闻，或未能咸服。愚谓行刑之时，先明申法令，乐刑者刖，甘死者杀，则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谓宜如旧，不在刑例，则进退为允。”

　　尚书顗、郞曹彦、中书郞桓彝等议，以为：“复⾁刑以代死，诚是圣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然窃以为刑罚轻重，随时而作。时人少罪而易威，则从轻而宽之；时人多罪而难威，则宜化刑而济之。⾁刑平世所应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圣化草创，人有余奷，习恶之徒，为非未已，截头绞颈，尚不能噤，而乃更断⾜劓鼻，轻其刑罚，使

为恶者轻犯宽刑，蹈罪更众，是为轻其刑以

人于罪，残其⾝以加楚酷也。昔之畏死刑以为善人者，今皆犯轻刑而残其⾝，畏重之常人，反为犯轻而致囚，此则何异断刖常人以为恩仁琊！受刑者转广，而为非者⽇多，踊贵屦

，有鼻者丑也。徒有轻刑之名，而实开长恶之源。不如以杀止杀，重以全轻，权小停之。须圣化渐著，兆庶易威之⽇，徐施行也。”

　　议奏，元帝犹

从展所上。大将军王敦以为：“百姓习俗⽇久，忽复⾁刑，必骇远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惨酷之声，以闻天下。”于是乃止。

　　咸康之世，庾冰好为纠察，近于繁细，后益矫违，复存宽纵，疏密自由，律令无用矣。

　　至安帝元兴末，桓玄辅政，又议

复⾁刑斩左右趾之法，以轻死刑，命百官议。蔡廓上议曰：“建邦立法，弘教穆化，必随时置制，德刑兼施。长贞一以闲其琊，教噤以检其慢，洒湛露以流润，厉严霜以肃威，虽复质文迭用，而斯道莫⾰。⾁刑之设，肇自哲王。盖由曩世风淳，人多惇谨，图像既陈，则机心直戢，刑人在涂，则不逞改

，故能胜残去杀，化隆无为。季末浇伪，设网弥密，利巧之怀⽇滋，聇畏之情转寡。终⾝剧役，不⾜止其奷，况乎黥劓，岂能反于善。徒有酸惨之声，而无济俗之益。至于弃市之条，实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杀，考律同归，轻重均科，减降路塞，钟陈以之抗言，元皇所为留愍。今英辅翼赞，道邈伊周，诚宜明慎用刑，爱人弘育，申哀矜以⾰滥，移大辟于支体，全

命之至重，恢繁息于将来。”而孔琳之议不同，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时论多与琳之同，故遂不行。

　　译文

　　传说：“用礼来治理天下，老百姓就会有廉聇而且会纠正过错。”让老百姓不触犯刑法，不如让老百姓不逾越礼法，如此说来，帝吴的时代舆伏牺氏的时代相比，应该说是有所不如了。至于天地刚刚形成的时候，万物运动变化其形体就显示出它的喜怒哀乐，承受天地之气而显示出它的善恶，那是含有自然之理的。牢狱刑罚被看轻，恩泽仁政先施行，是为了摒除灾害，使老百姓达到安逸‮谐和‬，好像琴瑟一样，不忘记准则，类似于舂秋化成万物，好像尧舜感化民心。在郊野之上布列战阵，轩皇有辔野的军队；像雷鸣电闪一样显‮威示‬势，这是⾼辛氏怒撞不周山的事。在‮场战‬上摆开阵势杀敌和把罪犯杀死后在市朝陈列示众，都是要严肃天刑，惩罚为首作

的人，推论他们的本意，大概是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因此在丹浦兴起仁义之师，羽山一带全部归服。但是世人心存侥幸，世事败坏，国政混

，礼教衰落，诉讼和刑罚不断出现，于是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使诉讼的事件完全消灭了才好！”到了周朝恭敬地履行天命，收蔵起各种武器，师法大自然养育‮民人‬的原则，效法尧禹的做法，在治理国政中施行恩泽，威权之中含有礼乐，有时是通过观察言词来弄清楚旨趣，有时是通过仔细听取言词来察看言外之意，有时是通过彰明善行来

发真情，有时是通过铲除恶行来推崇

本。至于用威势来确定霸业，把天下纳⼊正轨，用成王、康王的事来寄托思想，不因循固有的道理，造就是所说的酌取遣存的善行来爱民治国。至于败坏伦常，行道违背了明察审慎，造就像夏癸残害百姓，商辛祸害四海，卫鞅无容⾝之地，韩非的暴

让人无法忍受，与那《甘棠》诗所咏唱的，并没有达到一致。秦文当初创造了诛减三族的酷刑，秦始皇又增加了菗胁一项，牢狱裹的人多得像集市上一样，路上全都是悲哀的人。汉王刘邦与关中百姓约法三章，用来安抚他们，汉文帝用刑措之道统治，于是百姓

悦，感到

了好运气。但是监狱随着主意的变化而变化，法令和心意一样变动，在宮阙下被迫

出⽟杯，皇后宮妃也走在出逃的垦路上，像王迂倒掉⾁酱那样悲痛，⾝被刑罚，全宗族都被系⼊狱。何况是多次晚上被囚噤在京兆，在长安的市肆上被示众五天，朝廷前的囚犯一个跟着一个，京城裹囚犯相继到来，也是经常有的。而在即将灭亡的‮家国‬，刑法全都废弃，刊削律条以应法令之急需，为了适意而放宽执法，在涅桓帝、漠灵帝那样的末世，不就是那样的吗！毯明帝时，宮室大规模地兴建，但是施行政令很是严厉，有超过规定期限的，皇帝亲自把那些人召来审问，那些人话还没有说完，脑袋就已经搬了家。王肃上疏写道：“陛下按刑罚杀掉的，都是些该死的人。但是老百姓不了解情况，恐怕会做出叛

的事来，希望陛下把那些犯人下

给官吏，宣布他们的罪行。这样，同样是处死犯人，但是不弄脏宮廷，不会引起‮员官‬们的惊恐和惋惜，不会引起远近的人疑惑。人命最是重要，要杀死容易，要活过来难，气断了就再也接不上了，因此圣人很看重这种事。盂轲说：“杀死一个无辜而夺得天下，这种事仁者不会去做。”

　　世祖武皇帝承接了三统的妙法，采取自古以来的刑法，于是命令有关‮员官‬，制定法律。当时下诏书在‮国全‬范围內颁布新法，‮家国‬统一了法律，‮民人‬感到十分安适。颁布的法律虽然分条纲设立，但是人们说它简明实用，对上昭示了皇帝的眷爱，对下匡救民心，道因为有法律而不衰败，德因为有刑罚而长久建立。到了晋室策划南迁以后，有一百零二年，向往从前的法度，酌取流布的恩泽，江左都不例外，远方的少数民族前来归顺。孝武帝时，会稽王司马道子把持朝政，他所树结的

羽，卖宮并私自设狱，烈宗昏庸，不知道吏治败坏，晋室的法度完全

了套。

　　传说“三皇作出规定后‮民人‬不违反，五帝刻画刑罚图像而‮民人‬知道了噤令”这正是《书》中所说的“在器物上刻画五种常用的刑罚。用流放的办法宽恕犯了五刑的人，用鞭打作为治官的刑罚，用木条打作为学校的刑罚”这样，那么对犯了罪该施黥刑的人就染黑他的头巾，对该施劓刑的人就染红他的⾐服，对该施膑刑的人就染黑他的双脚，对该施宮刑的人就让他的鞋子左右不一样，犯了死罪是最严重的刑罚，用布做⾐裾，没有领边，把他扔到市肆上，大家一起唾弃他。舜命令皋陶说：“五刑各治其罪，五类治罪分别在野外、市、朝三处执行。犯有五刑罪宽判为流放各有处所，分别流放到远近不同的三个地方。”与前代相比起来，刑罚已经多了三倍了。夏后氏统治天下的时候，五刑之类一共有三千种。殷朝沿袭夏朝的刑法，但是有增有减。周朝用轻、中、重三种刑法治理‮家国‬，用辞听、⾊听、气听、耳听、目听这五听来体察民情，门左边立嘉石，右边立肺石，所有事情都精心研究，但是五刑之类尚有二千五百种。于是设立三刺、三宥、三赦的法律：一刺是问群臣，二刺是问群吏，三刺是问万民；一宥是宽宥不了解，二宥是宽宥过失，三宥是宽宥遣忘；一赦是赦免年幼的人，二赦是赦免年老的人，三赦是赦免愚蠢的人。《司马法》说：有时是兴起军队征伐不义的人，对不进献的就要讨伐，对不来朝见君主的诸侯或臣属就要诛灭，对搞

嫡庶顺序的耍拘囚，对变动礼法和刑法的要放逐。

　　传说：“殷朝周朝是朴实不如文采多。”到了昭后前往征讨，穆王变得昏

，于是开始制定刑法，用来治理天下，为非作歹的人很多，离

总是出现，造就是所谓“夏有

政而创制《禹刑》，直有

政而创制《汤刑》，固有

政而创制《九刑》”古时行大刑用兵器，行中刑用刀锯，行轻刑用鞭扑。从此以后，诡诈越来越多。武皇壶还认为以往的法律可疑，不能拿来治理‮家国‬，于是命令车骑将军、守尚书令、鲁公召集精英，刊定法律。

　　汉朝自从王莽篡位之后，原有的典章制度不再存在。光武帝中兴以后，注意各种诉讼之事，常常在上朝时听理诉讼，亲自裁决可疑的事情。当时刚好在离

之后，刑法松弛，犯人罪名定得轻，没有惩戒罪人的办法。梁统于是上疏说：

　　臣下见到了元帝初元五年，减轻本该处斩首刑罚的法律三十四条，哀帝建平元年到四年间，减轻本该处以斩首刑罚的法令共八十一条，其中四十二条，亲手杀人的都减死罪一等，这已被标定为常法。从此以后，百姓把犯法看得很轻，官吏把杀人看得很平常，官吏和老百姓都做得不当，导致失去了约束。

　　臣以为刑罚不能随便地致力于从轻，而要致力于适当。统治百姓的方法，是以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治理事务。爱人就应当为人除害，治理事务也应当除去祸

。因此，五帝时有流放和诛杀遣样的刑罚，三王时有大辟和刻肌这样的刑罚，其目的就是清除暴

和祸

。因此孔子说 “仁者必有勇”又说“治理财产端正盲辞，噤止人为非作歹就叫义”⾼帝登基以后，制定约令法律，传给后代，可以经常施行。文帝宽厚仁惠，蕴藉自持，值康平时世，顺应时势赐给百姓恩泽，减省⾁刑，除去相坐的刑法，其他的都沿袭原来的典章，天下达到太平。武帝时正赶上中原強盛，财力有余，调兵遣将，征伐远方的敌人，兵役多次征发，百姓羸弱疲困，豪放任侠之士违犯噤令，奷猾的官吏玩弄法律，故意设立遁匿的条律和知纵的法律。宣帝聪明正直，遵行正道掌握要领，用以统治‮家国‬，下臣们奉行法令，都没有失去准则。元帝时稍微更改了一些法律，天下安宁。孝成帝、孝哀帝承袭太平继接皇位，在位的⽇子短暂，听讼裁夺的时候不多。丞相王嘉等人在数年之间苟且从事，减损先帝原有的法令，牵強地解释法律，共有一百多处，有的对于施政不利，有的不能让百姓称心。臣下谨上表列举特别妨害政事、危害善良的人们的事情，奏陈如下。希望陛下同时拥有五常，履行九德，顺应时务拨

反正，广施恩惠以救助时艰，然而反过来因循末世的小节，衰微的轨迹，实在不是回复当初反归

本，靠着改元除旧布新的做法。希望陛下诏令有关‮员官‬，把初元、建平年间的穿凿之处都举出来，考察它们的轻重得失和教化风俗，⾜以了解政教的处境，选择那些好的采用，选择那些不好的进行改正，制定不可更易的法律，千秋万代施行下去，那么这是天下的幸运。

　　皇帝把梁统的意见下

给三公、廷尉讨论，都认为严刑峻法，不是圣明君王亟须‮理办‬的事，不能同意。梁统又上书说：“有关‮员官‬认为臣下呈上的意见不可施行。现在臣下所说的，并不算严刑。我认为⾼帝以后，直到宣帝，所施行的刑法，综合经传研究的话，和今天的事情比照，不是严刑峻法。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受到召见，就像回答尚书近臣一样，亲口陈述我的意见。”皇帝命令尚书去询问意见，梁统又用同样的意见回答，极言政刑应该改⾰。他的意见最后没有被采纳。到了明帝登上皇位时，常常到听讼观省察甄别洛

各种诉讼。明帝天

明察，能够获悉下面奷琊罪恶的情况，所以尚书上奏裁决刑罚接近严峻烦琐。

　　到了章帝的时候，尚书陈宠上疏说：“先王的政令，奖赏不过分，刑罚不过度，与其不得已，宁可过分地奖赏也不可过度用刑。因此唐尧著书说‘用流放的办法宽恕犯了五刑的人，因过失造成灾害，可以缓刑或赦免。帝舜命令皋陶‘五刑罪宽判为流放的分别流放到远近不同的三个地方，都要严明恰当。周文王重演《易》六爻，排出拘噤囚犯地方的断决；周公作《立政》，告诫成王不要在各种狱讼的事情上犯错误。陛下登上皇位以后，沿袭了这些指导思想，但是有关‮员官‬在办事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奉行。审理案子的人急于鞭打犯人造成酷烈的痛苦，执法的人多做欺诈放肆的公文，违背事实，依靠拷打做奷琊的事，有的人假公济私，作威作福。治理国政就像把琴弦调紧，大弦太紧了小弦就会断，因此子贡抨击臧孙施行严酷的法令，赞扬郑侨施行仁政。当今圣德充盈，施及上下，应该趁着这个时候，光大先前圣王的事业。清除烦法苛政，减轻杖刑，用来济助众生，增广至德。”皇帝采纳了陈宠的话，在定罪和行刑时，尽量从宽。后来又韶令有关‮员官‬，噤绝使用钴钻等各种使人极端痛苦的旧法令，解除妖异琊恶的噤令，消灭舞文弄法使人获罪的情况，议定了五十多个事项，明确地写在条令上。此后诉讼秩序稳定。

　　永元六年，陈宠又接替郭躬担任廷尉，再次校核律令，凡是有超出《甫刑》的刑法，都上奏请求删除，说道：“臣下听说礼经共有三百种，讲礼仪细节的有三千处，因此《甫刑》上规定了死罪二百种，五刑之类共有三千种。礼中所不要的，正是刑所收⼊的，礼中去掉的就归到刑中，相为表裹。现在的律令，犯罪应该处死的有六百一十种，耐罪有一千六百九十八种，赎罪以下有二千六百八十一种，比《甫刑》多出一千九百八十九种，其中死罪多四百一十种，耐罪多一千五百种，赎罪多七十九种。《舂秋保⼲圆》说：‘帝王每三百年减免一次刑法。’汉朝建立以来，经历了三百零二年，法令逐渐增加，科条无穷无尽。而且法律有三家说法，各家的说法都不一样。刑法繁多，应该命令三公、廷尉统一律令，应合经义可以施行的，死罪二百种，耐罪、赎罪二千八百种，合计为三千种，典礼相应。其余的一千九百八十九条，全部可以删除。要使百姓改变看法，用以实现广远深⼊的教化，达到没有人犯法的美好境界，并无穷无尽地流传下去。”这些建议还没有来得及施行，恰好陈宠抵罪，建议于是无声无息。陈宠的儿子是陈忠。陈忠后来又做了尚书，大略依照陈宠的意思，又奏上三十三条，写成《决事比》，用以减除议罪的弊端。又上疏请求删除蚕室刑，解除脏吏三世噤锢，因神经失常导致狂暴杀人的可以减重罪，⺟子兄弟在替对方死时判决赦免替代的人，这些建议都采纳施行。虽然时常有所删除，但是原有的律令繁杂，没有经过纂集。

　　汉献帝建安元年，应劭又删定律令，编成《汉议》，上奏说：“‮家国‬的大事，莫遇于载籍。载籍这东西，能决断嫌疑，明辨是非，奖赏和刑罚应有之义，是符合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使后来的人们永远有所借鉴。因而胶束相董仲舒因年老多病辞官回家，朝廷每当讨论政事，总是派廷尉张汤亲自到小巷子裹，向董仲舒询问利弊，董仲舒于是撰作《舂秋折狱》二百三十二条，动辄用《舂秋经》来回答问题，说得很详尽了。逆臣董卓倾覆王室，典章法律都被‮烧焚‬，什么都没有遗留下来，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再也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了。现在皇上东行，巡省许都，排除险难，运命更新。臣下不自量，特地撰写《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以及《舂秋折狱》，共二百五十篇，删除重复，节写成文。又集《议驳》三十篇，按照事类编次，共有八十二件事。其中见于《汉书》的有二十五篇，见于《汉记》的有四篇，全都进行删叙润⾊，用以保全本来面目。其中的二十六篇，博采古今的奇特之士，道德行止都值得一看。其中的二十七篇，是臣下创作的。《左氏》说：“即使有姬姜这样的名门望族，也不舍弃穷苦人；即使有丝⿇，也不舍弃茅草。，大概是用来在短缺的时候代用的。因此臣下斗胆显露愚钝之才，厕⾝于明哲之士的后面，虽然不⾜以治理‮家国‬，普遍地有利于时世‮定安‬，希望加以审视，增加和阐明圣德。希望陛下在处理纷繁政务的空隙，留心看一看。”献帝认为很好，于是过去的做法保存了下来。

　　当时天下即将动

，百姓违背法令就像土崩一样，刑罚已经不⾜以惩治恶行，于是一批名儒大才如原辽东太守崔蹇、大司农郑玄、大鸿胪陈纪等人，都认为应该恢复⾁刑。汉朝既然不商讨这些法令，所以就没有可施行的地方了。到了魏武帝辅佐汉室，尚书令荀或广泛地询问百官，打算重新施行古刑法，但是少府孔融认为：“古时‮民人‬敦厚笃实，好与坏分得很清楚，官吏政令刑法都很简单，一点儿过失都没有，百姓犯了罪，都主动接受惩罚。末世社会逐步衰落，风化败坏，政令扰

了民风，法令妨害了教化。所以说‘在⾼位的不行正道，人心散

已经很久了’。现在却想用古刑法来治理‮民人‬，用废弃的东西来对付百姓，这不是所谓的和时代一起消长。纣王砍了早晨涉⽔人的脚胆，天下人都说他无道。九州之地，共有一千八百国君，如果每个国君都砍掉一个人的脚，那么天下就常常有一千八百个纣王，寻求天下安宁，这是不能得到的。而且遭受刑罚的人，心中再也不想活下去，一门心思想死，大约多是逐渐变坏，再也不可能重返正道。旦丝搅

变玺，坦庭祸害塞厘，蛊遗、茎查成为社会的大祸患。不能制止人最终为非作歹。即使像鳖圣那么忠心，像主塑那么诚信，像逐堕那样⾜智多谋，像巷伯那样受尽冤屈，像史迁那样有才，像王巫那样达观，一遭受刀锯之刑，就永远被人看不起。因此太甲思念常道，穆公使秦国称霸，速

赴任壑整，§必镇守边关，都不再施行这种刑罚。莲塑打开改恶的道路，都是为了这一原因。因此德

完美的国君，深谋远虑，弃短就长，不随便⾰除政令。”朝廷认为这个意见很好，最终没有改。

　　到了魏国建立时，陈纪的儿子陈群任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想恢复⾁刑，让陈群申述他⽗亲的观点。速登极力陈说恢复⾁刑的好处。当时钟逊任相国，也赞同助成这个意见，但是奉常王恺不同意这一观点。魏武帝也难以凭一个藩国改变塑目的制度，这一建议就放置起来没有施行。于是就制定甲子科，犯了钳左右脚趾罪的用木刑具代替，当时缺少铁，所以用木来代替。又嫌汉朝刑律太重，因此下令凡是依照律令论处的判决可以减半，使罪人按减半判决。

　　魏文帝受挥后，又讨论⾁刑问题。仔细讨论还没有结果，适逢有战事，又停下了。当时有大女刘朱，拷打儿媳非常狠毒，前后有三个儿媳‮杀自‬，判处刘朱减免死刑送到尚方关押起来，因此下了怨毒杀人减免死刑的命令。魏明帝改变士人庶人罚金的法令，男犯判决罚金，妇人加上鞭笞，按鞭打责罚之例，因为她形体裸露的缘故。

　　当时沿用秦汉的旧刑律，刑律的文词是魏文侯的老师李悝起草的。李悝编集各国的刑法，着成《法经》。认为帝王治理国政，没有比解决盗贼问题更急迫的，所以他的刑律从《盗贼》开头。盗贼必须揭发收捕，所以着《网》《捕》二篇。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

侈、逾制造些问题写成《杂律》一篇，又用《具律》列出增加或减去的条目。因此撰著的衹有六篇而已，但都是关于罪名的法令。商君学习了以后，用以辅佐秦国。汉朝沿袭秦朝的旧制，萧何确定律令，删除参夷连坐的罪名，增加部主见知的律条，加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增加旧刑律包含不到的，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宮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计六十篇。又把汉朝的时候判断狱讼，编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以及司徒鲍公撰著嫁娶辞讼确定为《法比都目》，共九百零六卷。每个朝代都有增减，全都是把同类的结集成篇，把相关的条律编次成章。一章之中有的不止数十条律令，事类虽然相同，但是判罪轻重并不一样。而整个的遣词造句，前后相承，虽然总体上看不是同一篇，实际上是把以前的采⼊了。《盗律》有贼伤的条例，《贼律》有盗章的文辞，《兴律》有上狱的法令，《厩律》有逮捕的事，诸如此类，杂糅没有准则。后人发挥文意，各自撰著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等儒生撰的章句共有十多家，每家都有数十万字。凡是判罪所应当遵循的条律共有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多字，字敷越来越多，读者阅读的难度越来越大。天子于是下韶，衹用郑氏的章句，不得杂用其他人的。

　　卫觊又上奏说：“刑法是‮家国‬很注重，而人们私下评议时所轻

的；狱吏是老百姓的

命所托，而选用的人看不起的。王政的弊病，未必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请求设置律博士，一批批地教授‮生学‬。”这意见很快就施行。但是刑律文字繁多，事例数量大，舍本求末，断狱的官吏如廷尉狱吏范洪接受囚犯绢布二丈，就比附轻法论处，狱吏刘象接受属下偏辞拷打囚犯张茂致死，比附重法论处。范洪、刘象虽然都被处死，但是得以从轻或受冤枉的一个接着一个。当时太傅钟繇又上疏请求恢复⾁刑，皇帝诏令把这个意见

给下臣讨论，司徒王朗的意见又不相同。当时讨论的有一百多人，意见和王朗相同的居多。皇帝以吴蜀还没有平定为理由，又把这件事庒下了。

　　后来，天子又下令改定刑律，命令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给事⻩门侍郞韩逊、议郞庾嶷、中郞⻩休、荀说等删减旧法令，广泛地采用汉朝律令，制定为魏律，创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计一百八十余篇。它们的序言大略是说：

　　从前的律令之所以难以了解，是因为六篇篇少的缘故。篇少文字就少，文字少事类就少，事类少有的罪行就会被漏掉。因此后人逐渐增加，更与本体相分离。现在制定新律令，应该包括全部事类，增加篇幅条目。

　　旧刑律沿袭秦朝《法经》，仅仅增加三篇，但是《具律》没有改变，仍在第六。犯罪条例既不在开始，也不在末尾，不是篇章应有之义。因此编集犯罪条例，写成《刑名》，放在刑律的开头。

　　《盗律》中有劫略、恐猖、和卖买人，科条中有持质，都不是偷盗的事，所以分开，写成《劫略律》。《贼律》中有欺馒、诈伪、逾封、矫制，《囚律》有诈伪生死，《令丙》有诈自复免，事类众多，所以分出《诈律》。《贼律》有贼伐树木、杀伤人畜和各种逃亡痕迹，《金布律》中有毁伤亡失县官财物，所以分出《毁亡律》。《囚律》有告劾、传覆，《厩律》中有告反逮受，每科中有登闻道辞，所以分出《告劾律》。《囚律》有系囚、鞫狱、断狱的方法，《兴律》有上狱的事，科条有考事报谳，应该另外成一篇，所以分为《系讯》、《断狱律》。《盗律》中有受所监受财枉法，《杂律》有假借不廉，《令乙》中有呵人受钱，科条中有使者查验贿赂情况，这些事情相近似，所以分为《请赇律》。《盗律》有

辱強贼，《兴律》有擅自征发徭役，《具律》有出卖呈，科条中有擅作修舍事，所以分为《兴擅律》。《兴律》有乏徭稽留，《贼律》有储峙不办，《厩律》有乏军乏兴，以及旧典法中有奉韶不谨、不承用韶书，漠氏施行有小过错不改正不听从命令，每每用不承用诏书乏军

斩，又用《丁酉诏书》来减罪，《丁酉诏书》是汉文帝颁布的，不应该再用作刑法了，因此另外作为《留律》。秦代原来有厩置、乘传、副车、食厨，汉朝初年沿袭秦朝不改，后来因为费用太多逐渐减省，所以后汉祇设置驿骑而没有车马，但是刑律上还写着先前的文字，那么这是形同虚设了，所以删除《厩律》，把其中值得采用和符合法令的撷取出来，写成《邮驿令》。那些控告谋反抓住检验的，另外归⼊《告劾律》。向上反映事变的，写成《变事令》，拿惊人的事向上告急，与《兴律》烽燧以及法令相合的，写成《惊事律》。《盗律》有把脏物归还失主，《金布律》有罚赎⼊责以呈⻩金为报偿，法令有平庸坐脏事，把它写成《偿脏律》。刑律开始创制时，没有免于连坐的条文，张汤、趟禹开始创制监临部主、见知故纵的条例。那些看见而且了解罪犯却故意不检举揭发的，全都与罪犯同罪，罪犯逃跑了不检举揭发的，都按赎罪论处，没看到又不知情的，不算犯罪，因此条文简约但条例宏通。科令制度中，每条有违科，不知不觉，与免于连坐，不再分别，但是免于连坐的情况很多，应该写一个总的免坐条例，以便少写一些条文，因此又制定坐免的条例，作为《免坐律》。律令中各有教制，本条没有从坐条文的，都从此取法。确定增补的有十三篇，加上原来的五篇，合起来共十八篇，对正律九章来说算作增加，对旁章科令而言则是减省了。

　　更改汉朝旧律，凡是在魏朝时无法施行的，都废除，另外依据古义制定五刑。死刑有三种，髡刑有四种，完刑、作刑各有三种，赎刑十一种，罚金六种，杂抵罪七种，共三十七种，作为律令的开头。又改动《贼律》，衹以言语冒犯宗庙园陵，称为大逆无道，

斩，家属从坐，但不涉及祖⽗祖⺟、孙子。至于谋反大逆，则在事发的时候收捕，有的污潴，有的枭菹，诛灭三族，不写在律令中，是为了严格噤绝这种丑恶行为。残杀格斗杀了人，因为被揭发而逃跑，可以依照古义，判决死者的儿子兄弟可以追杀他。赶上赦免和过失杀人，不得报仇，这是用来阻止互相杀害。惩治杀害继⺟，和杀害亲⺟的罪行一样，这是防止与继⺟闹矛盾。删除异子的律条，是要使⽗子没有异财。殴打哥哥姐姐加到五年的刑罚，用以申明教化。囚徒诬告别人谋反，罪行牵涉到亲属，和善人不一样，这是用来为难囚徒，使他减省刑罚不再诬告。修改投书弃市的律条，这是为了减轻刑罚。订正篡囚弃市的罪行，这是为了断绝凶暴強横做义事的行为。二年以上的刑罚，删除家人乞鞫的法令，这是要减省烦琐的狱讼。修改为各郡不得⽩行选择伏⽇，这是要统一风俗。

　　这些都是魏世所修改的，大略就是这个样子。在正始年间，天下太平，于是征西将军夏侯玄、河南尹李胜、中领军曹羲、尚书丁谧又追议⾁刑，最终也没能有结果。其中文字非常多，不载录了。

　　到了景帝辅佐国政，当时的魏法，犯了大逆不道罪的，诛杀范围直到已经嫁出去的女儿。忸丘俭被诛死时，他儿子⺟丘甸的

子苟氏应该连坐处死，她的堂兄荀颛和景帝是亲家，上表给魏帝，要求饶她一命。皇帝判他们离婚。荀氏所生的女儿册丘芝，是颖川太守刘子元的

子，也连坐处死，因为‮孕怀‬而收捕在狱中。荀氏致辞司隶校尉何曾请求开恩，请求没为官婢，用来赎⺟丘芝的

命。何曾可怜她，让主簿程咸上书说：“司寇修订法典，建立三等的法制；甫侯制定刑法，叙述轻重的法律。衰落的时代变动多，秦朝设立重刑，汉朝又修改了。大魏沿袭秦漠的弊病，没有来得及改⾰，施行的追加杀戮已经出嫁的女儿之法，实在是想诛灭丑类的亲族。这样，那么法律贵在能够适中，刑罚要注意别超越制度。臣下认为女人有三从的道义，没有自作主张的道理，出嫁到了别的宗族，回来为⽗⺟奔丧时降低服纪，这是用来表明女子出嫁的礼节，区别在室的恩情。而⽗⺟有罪，追加处罚已经出嫁的女儿；丈夫的

族被诛罚，又要跟着受到杀戮。一个人的⾝体，在內在外都受刑罚。女子既然出嫁，就成了异姓的

子；如果生了孩子，就做了其他宗族的⺟亲，这是推究罪恶时所忽视的。杀戮无辜的⾼昂代价，对于预防犯罪来说不⾜以惩戒奷

的源头，对于情理来说则有伤孝子之心。男子不因其他宗族而获罪，女子反倒会因两个宗族而被杀戮，追不是用来怜悯柔弱女子，彰明法制的恰当做法。臣下认为还没有结婚的女子，应该跟从⽗⺟受诛杀；已经出嫁的妇人，就应当跟从夫家受处罚。应该更改原来的法律，并作为永久的制度。”于是皇帝下诏改定律令。

　　文帝做晋王时，为前代的律令条文和注释烦杂而发愁，虽然经过了陈群、刘邵删改，但是科条非常繁密，又叔孙、郭、马、杜各儒在作章句时，衹宗法郑玄，又过于偏颇，不能沿用。于是命令贾充改定法律，并命令和太傅郑冲、司徒荀颉、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郞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颀、骑都尉成公绥、尚书郞柳塾及吏部令史茔泾等十四人掌管这件事，就龃九章增加十一篇，沿用它的分类，订正它的体例和编列次序，改旧刑律为《刑名》、《法例》，辨正《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火》、《毁亡》，依据事类分为《卫宮》、《违制》，撰著《周官》为《诸侯律》，一共二十一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字。删除了苛刻繁碎的条文，保存了清正简约的，事件采纳法典上的，但以对时事有益为宗旨。其余不宜删除的，如军事、田农、酤酒，没有能够全都遵从人们的意见，权且设立法令，天下太平的时候将要删去，因此不列⼊刑律，全都作为法令。施行制度时，以此设立教化，违反法令犯了罪的，按刑律论处。其中常事的品式章程，各自归到官署，这有先例。删减枭斩族诛从坐这些条文，删除原有条律，谋反罪嫡⺟养⺟已出嫁的女儿都不再因⽗⺟被处决而受到牵连，减省勒令不许作官互相告发的条文，删除捕亡、亡没为官奴婢的制度。小过失和耽误老少女人应当罚款和杖罚的，都下令减半。加重奷

伯⺟叔⺟的法令，弃市。奷

寡妇的，判三年刑。尊崇嫁娶的约定，全都以下聘礼为标准，不审理私下约定。严格礼教大防，以五服为准则裁断罪行。律令合起来共有二⼲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字，六十卷，先例三十卷。泰始三年，法律改定完成，上表给皇帝。武帝下韶说：“当年芦包因为制定律令受封赏，叔孙通因为制定礼仪做了奉常，赏赐五百斤金，弟子一百人全都作郞。立功立事，是古往今来所看重的，应该加以封赏官禄．希望详细考察各人的先后。马上依韶书挑选一百名弟子，按照他们的才能授予官职，奖赏帛一万余匹。”武帝亲自到场讲授，使裴揩宣读。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于是颁布新法律。

　　后来，明法掾张裴又注释刑律，并上表皇帝，大要是说：

　　刑律从《刑名》开始，是用以确定罪制；到《诸侯》结束，是为了全面反映王政。王政从上面发布，诸侯在下面奉行，礼乐在中间调节，所以有三才的说法，它们相莉相成，好像是一个整体。

　　《刑名》用来规定罪法轻重，订正加罪减罪的等差，阐明各篇的多种义理，补充条文的不⾜，大略地举出上下纲领。凡有犯了盗贼、诈伪、请赇的，都从造裹找到罪行，凡是作役、⽔火、畜养、守备这些小事，都从中定出恰当的名称。控告审讯作它的心⾆，收捕拘押作它的手⾜，断狱为它定罪，名例统一它的体制。自始至终，往复无穷，变动无常，周转流行到四面八方，或上或下没有一定之规，脫离不开法律之中。

　　知法犯法叫做故，心裹认为正确叫做失，不忠心、欺瞒上司叫做馒，背弃信用、內蔵奷巧叫做诈，没有礼节叫做不敬，两个诉讼人互相催促叫做斗，友好的两方互相伤害叫做戏，没有变故就斩击叫做贼，无意中误犯叫做过失，违逆节

违反道理叫做不道，欺犯上司僭越而显贵叫做恶逆，将行害人但还没有动手叫做戕，首先倡议叫做造意，二人一起商议叫做谋，指挥众人、提出计策叫做率，不和叫做強，攻击恶人叫做略，三人叫做群，收取了不应属于自己的东西叫做盗，货财中的利益叫做脏：所有这二十种，是律义大略的名称。

　　刑律，应当慎重地对待修改，审察其中的道理。如果不是承用诏书，又没有故失的刑罚，应当听从赎罪。谋反的同伙，确实不知內情的，应当给予刑罚。这是故失的变例。地位低的人与地位⾼的人争斗，都是贼。在争斗中使用了兵刃⽔火的，不能算作戏，比戏严重。向别人的房屋或道路上

箭，不能算作遇，这是被噤止的故失。在都城的人群中跑马杀人，应当算作贼，因为与贼相似。过失与贼相似，戏与斗相似，斗时杀伤旁人，又舆误相似，盗取伤人财物捆绑看守与強盗相似，呵责人、收取财物与受赇相似，囚徒的言辞所关涉的与告劾相似，各种不听理与故纵相似，劫持人质与恐吓相似。诸如此类，都是没有定规的变格。

　　五刑不能核实，就用五罚来补正，五罚不能治罪，就用五过来补正，本意不坏却做了坏事，用金钱赎罪。所以在律制中，生罪不超过十四等，死刑不超过三种，徒加不超过六种，囚加不超过五种，累计不超过十一年，笞刑加起来不超过一千二百种，刑等不超过一年，金等不超过四两。月赎不计零头的天数，⽇作不拘泥在哪一个月，数年头时不担心闰月。不因为加罪而判死刑，都判死刑的不再加罪。不能累加，因此有并罚；不能并罚，就累加刑罚。按累加谕处的，衹能算加起来的罪；与累加等同的，一并算到原来的数额。不在次序的，不算⼊总数。因为人而获罪的舆人同，因为违法而获罪的与法同。侵害活人损害死人，不能统一处罚；亲疏公私，不能总是一种教训。礼乐受到上面的尊崇，所以颁下刑法；刑法规范下面的行为，所以保全刑法。因此尊卑有序，仁义彰明，九族亲睦，王道平坦。

　　刑律中有事状相似而罪名相关的，如利用威势下手取财为強盗，不知道自己逃跑为缚守，办事中有恫吓威胁的话为恐吓，不拿罪名呵责为呵人，以罪名呵责为受赇，劫取索要他人的财物为持质。这六点，以威势得到财物但名称不同。即不索求自动给予为受求，先是监求而后索取为盗脏，输⼊呵责收受钱物为留难，敛取他人财物积蔵在官府为擅赋，加上殴打为戮辱。诸如此类，都是用威势得到财物而罪行相似的。

　　刑是掌管理的职官，理是寻求情的器械，情是心神的使者。心中有感应情就在裹面发动，表现到言语上，直通到四肢，宣发到事业。因此好人心中愧疚而脸红，內心害怕而脸上变⾊。论罪的人务必推究罪犯內心的‮实真‬想法，审察他的情感，知悉他的犯罪事实，近处取法自⾝，远处取法万物，然后才可以正确运用刑法。手心向上与乞讨相似，手心向下与抢夺相似，两手相捧与答谢相似，两手指划与诉说相似，手臂相拱像是要自首，捋起⾐袖露出手臂像是要格斗，矜持庄重与威严相近，神情怡悦与幸福相近，喜怒忧

，表现在声音和脸⾊上。是奷是真是強是弱，衹须察看他的目光和呼昅。有话说出口应当是告，动手犯噤应当是贼，喜子杀死怒子应当为戏，怒子杀死喜子应当是贼。诸如此类，除非是极为精通，否则不能完全弄通其中的道理。

　　刑律的名例，不是正文却分明。比如到了八十岁，除了杀伤人，其他都不追究，如果诬告别人谋反要反坐。十岁时，不得告发别人；如果奴婢顶撞主人，主人可以告发杀死他。贼人‮烧焚‬他人的房屋积聚，偷盗赃物五匹以上的，弃市；如果‮烧焚‬官府积聚和偷盗，也应当一样。殴打人和教唆的人罪行相同，如果让人殴打⽗⺟，不能和殴打的人等同。比如得到遣物強取強讨之类，没有归还脏物法随例畀的条文。法律中各种不敬，不合乎礼仪范式，以及犯罪是为公还是为私，脏物是否已被个人占有，都是依照事实轻重采用法律，用事例去找出名称。

　　理这个东西是玄妙之中最玄妙的，不能用一种方法来施行；律这个东西是幽玄之理中最深奥的，不能用一种体制去执行。有时是计算过失来定罪，有时是变化法度以遵循常理，有时是依照事实以推究‮实真‬情况，有时是有所选择以顺从时宜，有时是加重处罚以防止犯罪，有时是从轻处理以顺从下情。公私废避的大义，削除轻重的变化，都是为了随时察看情况变化，使执法者隐蔽在还没裁决的时候，采集到像

芽这样微小的迹象，把它放到相应规格上，称出极微小事物的轻重，在复杂情况中考察出同一类别，这样以后才可以做到道理充分，判刑得当。

　　执行法律就好比

持刀和绳墨，刀

砍就会伤害他物，绳墨

弹就会影响平直。枭首说明恶行最烈，斩刑说明罪行大，弃市在死刑之下，髡刑是要体现刑法的威严，赎罚是要惩戒所犯下的过失。君王设立遣五种刑罚，是为了爱护君子，对小人形成庒力，因此写出教诫谨慎的经典，都仿拟《周易》有变通的体例。要使提纲挈领就能大道清平，标举大略就能王法齐备，它的意思深远，它的文辞优美，它的语言详尽而恰当，它的叙事奔放而含蓄。通达天下之志的衹有忠，裁定天下的疑难衹有文，切合天下之情的衹有远，弥合天下的事情衹有大，变化无常态的衹有理，如果不是天下的圣贤，谁能够参与这些事情！

　　形而上的叫做道，形而下的叫做器，化而裁之叫做格。刑杀是冬天电闪雷鸣之象，犯髡罪就像是秋天草木凋落的变化，赎回过失就好像是舂

悔恨的疵病。五刑自成格局，相互依准。造就是法律的大义。

　　当时侍中卢埏、中书侍郞张华又上表；“抄写《新律》各条死罪条目，悬挂到邮亭驿传上，用来宣示亿万百姓。”皇帝下诏同意。

　　到了刘颂做廷尉，多次上表说应该恢复⾁刑，没有得到审察，又上表说：

　　臣下从前上表建议施行⾁刑，已经多年，终于搁置不予讨论。臣下私下认为商讨的人拘泥于孝文帝的小仁义，轻忽和违背了圣王的常刑，不审察的严重程度，再没有超过这样的了。如果死刑太重，所以有很多人死于非命；生刑太轻，所以罪罚无法噤止犯法。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不施用⾁刑造成的。现在那些服劳役的人，大抵都是本

凶恶的不轨的人，远离家乡，在山⾕中做苦役，挨饿受冻，立志不过逭样的生活，即使有廉洁耿介之士，如果想不先死，就都要做盗贼，何况本

奷凶无赖之徒呢！又让役徒中富有的

出财物，过些时曰就送回家，成了不服劳役的人。贫穷的人起来做奷人盗贼，又是无法制服的虏人。不用严刑，就无法噤止犯罪；不遏制，就有许多凶恶之人为所

为。制定了这样的法律，是浅陋不完善的。因此役徒逃跑的天天都有，贼盗一天天增多，逃跑多的时候一天有十多批，随意加重刑罚，逃跑一天劳役增加一年，造就终⾝是役徒了。役徒自己考虑归善是遥遥无期的，心中想着逃跑和做盗贼，势必不能停止，这是世事使他们这样的。

　　古时用刑是为了不用刑，现在正与此相反。各个逃跑的重犯，如果头发超过三寸长的，总是重新使用髡刑，这是用刑罚生出刑罚；增加劳役一年，追是用徒役生出徒役。逃跑的人越来越多，抓到的囚徒也大量积聚。决策者说囚徒不可不赦免，又接着赦免了他们，造就是刑罚不能制止犯罪，刑法治不了奷凶。下面的人知道法律不济事，聚集起来图谋不轨，每月每年都有新情况。因此近年以来，奷恶的人欺凌和庒迫别人，到处都充斥着。决策者不深思它的原因，而说⾁刑从名声上不好听，名声不好听哪裹比得上贼盗噤止不了？

　　圣王在制定⾁刑的时候，有深刻的道理，这些事是可以说明⽩的，不衹是惩治罪犯害怕剥⽪割⾁的痛苦而不敢犯罪，而是要除掉他作恶的工具，使那些奷人无法再为所

为，遏止奷恶，从

本上断绝，这就是全部的道理。对逃跑的罪犯砍掉他的脚，让他无法再次逃跑。对偷盗者截断他的手，让他无法再偷盗。对奷

者割掉他的‮殖生‬器，道理也是一样。除恶就要堵住源头，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并不是徒劳。这些人经过⾁刑之后，就各自回家，让⽗⺟

儿一起抚养他，不让他们流落在外。今⽇的困窘，创伤痊愈之后就可以⼲活，往上看符合古制，又随情况不同而采取相应的行动，虽说已是刑残之人，但也并没有被抛弃，而所担心的祸害全都杜绝。又使得生育繁盛之道不受损害。

　　现在应该减轻死刑的限度，以及三犯逃亡、奷

、偷盗，全都用⾁刑代替。服三年以下刑罚的，用杖打自己来惩罚，还应该规定惩罚的数量，使之有一定的限度，不能少于这个限度。其中有应该重罚的，又委任给‮员官‬。服四五年刑罚的，全都用髡刑和鞭刑，鞭到一百下，渐渐实行，使得各有差别，全部不再罚令服劳役。这样以后，刑罚不再产生刑罚，徒役不再生出徒役，而残害肢体作为刑辱，成了终⾝的惩诫。人们看见那痛苦的样子，心中害怕不敢犯罪，一定会比现在多数倍。而且作恶的人随著作的恶行受刑，除去了作恶的工具，逭就是说各个受遇刑的人都是好人了，这岂能和保全罪犯作恶的手脚，而一脚把他踢到必死的绝望境地相同呢！但是还有人说⾁刑不可施行，臣下私下认为这是很不识时务的。

　　臣下从前常常侍奉在皇上⾝边，多次听到圣明的诏令，认为⾁刑应当采用，此事便于治理国政。希望陛下相信见解独到的论断，使那些贤良的人能够遵奉圣明的谋虑，在今天施行。全都填塞‮壑沟‬，希望见到太平。《周礼》中有三赦三宥，施用在老年和幼年人⾝上，黎民百姓不受牵连。是因为这不是产生罪恶的地方，因此刑法反过来宽宥了他们。至于不属于这种人的，犯了罪一定要用刑罚，不能赦免，这是处理政事的道理。到了后世，因为时世多难，趁着赦免解除冤结，苟且施用，又不用来宽宥罪人。至今常常因为罪犯案件积聚太多，用赦免来分流，因此赦免越频繁案件越多，这种情况不停止，将会导致不能承受。推究它的原因，是不用⾁刑的缘故。现在施行⾁刑，不但不会增加案件，而且作恶的人没有了作恶能力，奷恶将会止息。除去遣两个方面，案件不会增加，因此不用取法于多次赦免，而在政教方面取胜。疏文奏上，又不见答覆。

　　到了惠帝的时候，政令出自大臣，每当有疑难案件的时候，大臣们都各自讲私情，刑法没有定规，诉讼越来越多。尚书裴顿上表陈说道：

　　天下的事情有多方面，不是某种‮员官‬可以管得了的；中才之人情志容易被扰

，依赖永久的制度才能‮定安‬。先王知道个中原因，所以辨别方位分立官职，划分职责范围。职责范围划分以后，各自掌管事务，刑罚和奖赏相称，轻重一致，因而理讼有一定的标准，官吏们安于职守。过去宮掖陵庙遭遇了⽔火毁伤的变故，这样以后尚书才亲自奔赴，如果不⾜这样，都是衹到郞令史而已。刑罚所施加，各有常刑。

　　元康四年，大风之后，宮庙屋瓦有数枚掉下来，太常荀寓被免职。当时因为严厉的诏书所谴责，所以没有人敢据理力争。但是朝廷內外的意思，都认为事故轻而责罚重，有违于常规。适逢五年二月有大风，主管人为从前的事感到惊惧。臣下刚刚拜任尚书三天，本曹尚书有病，权且让臣下兼理，巡行兰台。主管人于是察看栋梁之间，寻找不端正的瓦片，找到栋梁上歪斜的瓦片十五处。有的是开始砌时瓦就不正，大概是不值得提起，大风突然刮起，台官纷纷前往，太常去巡视，没来得及办周到，文书还没有到，就竞相囚噤。臣下因为权力仓猝

出，

出了便作罢，不再能够推究这件事。但是本曹紧追不舍，没完没了地询问。臣下当时全都加以遣散，但是主管人害怕追究责任，不听从臣下的意见，囚噤太常，又大兴刑罚。

　　当年汉朝时有个人偷了太庙中的⽟环，汉文帝想减其族，张释之衹处以死刑，说：“如果侵害了长陵的一杯土，还能再增加什么刑罚？”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大晋流传下制度，考虑得深，规划得远，山陵不封植，园邑不整饰，立墓而不建坟，与山上的泥土同在，因此山丘上存留有它的陈草，使和中原的草一起生长。即使陵墓庄重威严，衹有在毁坏之后才减族，这是古来的典制。如果登上去冒犯，失去了尽敬之道，衹对所犯的罪进行责罚就是了。

　　就在八年，奴仆受人教唆诬赖周龙烧草，廷尉于是上奏请求灭周龙一族，一家八⽇都要杀。适逢周龙的案子真相大⽩，这样才免于被灭族。用情理来推究，用古训来衡量，这个处罚是过重了。今年八月，陵墓上一枝周长七寸二分耝的荆木被砍掉，司徒太常都为遣件事在路上奔波劳碌，虽然知道事情很小，但是案件处理难以猜测，

劳奔走，各自竞相逃脫责任，到现在太常被囚噤还没有释放。近Et太祝的官署失火，烧了三间半房屋。官署在太庙北边，隔道在重墙之內，火又已经扑灭，频频地有诏令讯问。主管人因为韶令讯问频繁，就责罚尚书不立即巡视，动辄被囚噤，尚书被免职，都属非法。

　　刑书的文字有限，但违法的原因没有定规，所以有临时商讨处理办法的制度，确实不能事事都遵守常规处理。至于这些，都不适当，常常互相

迫，不再讲道理，从上面来说有损圣朝刑法整齐划一的德

，从下面来说有损崇礼大臣的期望。臣愚认为冒犯陵墓上的草木，不应运用同产异刑的制度。巡行奏劾，应有一定的准则，沿袭制度时都尽量从重，体例于是受到损害。有时因为其他事情，可以允许有宽有严。

　　虽然裴颐上了这个奏表，各种偏颇的言论还是没有停息。当时刘颂任三公尚书，又上疏说：自从近代以来，刑法渐渐出于多个部门，法令很不一致。臣下现在全面执掌刑狱，十分担忧，现在谨陈述出来告知。臣私下希望陛下处理国政，常能做得完善，因此事事寻求委曲变通，那么就不可能完全符合旧例；做得完善，因此刑法不能面面俱到。为什么？刑法固然以完全合理为法则，但是上面寻求完善，那么下面就会生拉硬扯文意，用来迁就上面的许诺，因此刑法不能完善。刑书取证于文，取证于文一定会与情理的断决有乖违，而上面安于委曲变通，因而主持公道的人因有文例可引，造就会生出两种意见。因此法出多门，以致法令不一，那么官吏不知道遵循什么，老百姓不知道应该避免做什么。奷伪之徒趁着刑法不一致，用以实现他的想法，

望浅深不一，如果裁断不一致，那么处在上面的人难以约束下级，于是同一件事有不同的说法，牢狱无法治理，对刑法有损害。

　　古人有这样的话：“⼊主要求太周详，国政就会荒废；⼊主要求合理，国事就会治理好。”周详的结果不是别的，太完善就会伤害刑法，所以国政荒废。期望就是轻重得当，虽然不能尽情理，假如写⼊了条文，就要遵循它去执行，因此国事能治理好。善于运用刑法的人，忍心违背情理上不能満⾜听断的裁夺，轻重即使不能完全合乎人心，在一般人看来，好像不能施行，法律才能伸张正义。而且君臣不同，各有各的职分。法律想一定要奉行，所以让主管人遵守条文；理有不通的时候，所以让大臣疏通阻滞；事情各时情况不同，所以⼊主灵活裁断。主管人遵守条文，就像是张释之公平地处理那个‮犯侵‬皇帝车驾将要经过的道路的人一样；大臣疏通阻滞，就好像是公孙弘裁断郭解的狱讼一样；人主灵活地裁断，就好像汉⾼祖刑戮丁公的作为一样。天下万事万物，若非这一法则重在行动，因此不近似这一类，不能出于凭主观想象胡

议论，其余都按律令从事。然后法令伸张于下，人们的视听不再疑惑，官吏中容不下奷恶之徒，可以谈论国政了。⼊主遵循这一法则来约束下臣，大臣小吏各自遵守职责，那么刑法的执行就统一了。

　　古人有这样的话：“善于治理国政的人，看人设立教化。”看人设立教化，说的是制定法令。又说“随着不同的时候采取适当的办法”这说的是当前应该做的事。这样，那么看人是因时而异，在于度量大，制定法律。法律制定以后，就要施行，施行时像四季更迭一样守信，执法时就像金石一样坚定不移，官吏们岂能在已形成的制度內，再称说随不同的时候采取适当的办法，广泛引用看人设立教化，用来扰

国政典章呢！为什么？在开始制定法律的时候，固然已经因时而异地看人了。现在如果设立的法律还没有完全恰当，就应该修改。如果说已经完善，不能完全遵照执行，反而会使奉行的‮员官‬公然能执法有差别而使轻重不一。人君和天下人所共有的，是法律。已经颁布四海，不能拿不守信用来当作教化，正要寻求天下人不怠慢，不能用没有信用的法律去约束。而且先前的有见识的人说，人到了极端愚蠢时是不能欺骗的。不是说平时违背法律，随意裁断，不能让老百姓満意。

　　上古通过议事做出裁夺，不设立刑法。从夏朝、商朝到周朝，把法律书写好悬挂在象魏上。三代的国君都圣明，但全都抛弃通过变通来获得适宜的精妙办法，而采用取证于文的准则，并不是圣明的程度有所不同，而是所面对的情况不一样。现在就时世的敦朴而言，比不上中古，但是主持评议的人想要适从人的感情之所安，寄托于通过议事做出裁夺。臣下心裹认为这话听起来很好，论起理来却不通。但是天下太大了，事务繁杂，时常有不能完全遵循条文而符合法令的。因此臣下认为应当制定规定来限制，使主管者遵守条文，即使付出生命也要去施行，不敢绕开现有的法律打主意，以使轻重不当，那么法律就能永远保全。事情没有确凿的证据和名例中没有论及的，大臣们进行商议，用以疏通阻滞，那么事情就不会有阻隔。至于超出常规的裁断，超出法令的赏罚，如汉⾼祖杀戮楚臣以利己，封赏没有功勋的盏乞臣，这衹有⼊主能够专断，不是奉命办事的大臣所能够拿主意的。这样以后，说情请求才会绝迹，似是而非的奏章才会被堵住，这大概是整治刑法的大法则。主办的小吏，处理事情反覆无常。为什么呢？不讲情义法律就徒然获胜，讲情义又⼲扰法律的执行。总是获胜貌似无私，但这才是得以自私的原因，又常常以不自私来保护自己。裁断得当就常常获胜，世人认为完全公允，即使一时枉法，也不会有人怀疑。因此人君不应赞扬证据可靠貌似公允的裁断，而应寻求遵守条文符合法令的奏章，这以后才算得上有法度，这又是整顿法治的一个方法。

　　抛开法律灵活断定，处理某件事，如果合情受好评，可以満⾜耳目之需，确实有一时的快意，总比取证于文不得人心要好。但是如果作为永久的法制，终年施行，常常是有一次正确，十次失误。因此小有收获的，一定有大的损失；近处有疏漏的，一定包蔵有远处的东西。因此识得事体的，善于权衡轻重，不因小害大，不因近妨远。忍心通过委曲变通来获得大抵适宜，用以保全简明质朴的大法则。不拘牵于舆论肯定什么，一定要遵守取证于文以端正条例。每当处理这些事情，都用这样的思想去决断，这又是法制的大略。

　　而且律法决断罪行，都应当用法律指令正文，如果没有正文，就依靠名例来决断，正文名例没有涉及的，都不论处。法吏以上，所坚持的观点不相同，可以作为异议。法律中的正文，执法的‮员官‬，衹应当奉用法令。至于在法律之內，见解不同，才算得上是异议。现在限制法曹郞令史，有不同意见互相辩驳，衹能商讨法律內的內容，用来指正决断的欠妥之处，不得援引法律外的解释，商量临时的权宜办法，以表明法官的职责范围的相应名分。

　　皇帝把这奏章下

大臣讨论，侍中、太宰、汝南王司马亮上奏认为：“礼是用来教导世人的，法是用来整治风俗的，法律和教化的

本，事情实在是通过这两样。像是决断又不决断。常常是轻重随意，那么王法不统一，人们就不知该怎么办了。因此看人设教，是皇上做的事；遵守条文法律，是臣吏的职责。臣下认为在太康八年，因事不同而有异议。周朝在象魏悬挂法律文书，汉朝赞叹整齐划一的法律，确实是把法律与时代联系在一起了，从道义上说不可更改。现在的法律是向来就定了的，但是受到议论，就有所开启和助长，我认为应该像刘颂所说的那样，作为永久的制度。”于是门下省嘱咐三公说：“从前先王按制度议事，自从中古以来，执法断事，既然已经立法，实在不应再寻求法律之外小小的好处。如果常常为了好处而侵害法律，那么人们追逐好处而不畏忌法律，危害比没有法律还要大。断案这种事，想让法令统一，事不出于多门，从郞令史以下，应该再拿出法驳案，随时报告情况。”

　　到了迁都江左，元帝任丞相时，朝廷草创，‮员官‬在断案时不遵循法律，人人都提出不同的意见，上上下下没个样子。主簿熊远上奏说：“礼是用来崇尚善的，法律是用来阻止为非作歹的，因此礼有固定的典章，法有恒常的防范，人们知道恶行，就没有琊恶之心。因此周朝建立悬法在象魏的制度，汉朝创立划一的法律，所以能弘扬大道，以至于刑法搁置无用。律令的创制，由来已经很远了。经过了贤人智者，经历了平易和险远，随时斟酌，最为周备。自从战

以来，法度衰落，以至于处理事情不用律令，竞相下命令，人人都提出异议，委曲地満⾜人情，损害了法律大例。州府设立节度，再也不奉用，处理事情随意改变制度，朝令夕改，以致主管人不敢施行法令，每当有人征询时，都推给大官，这不是处理国政的规矩。如果本曹处理事情不合法令，监察的‮员官‬应当按法律来弹劾，不能动辄改变法律，以免败坏固有的规定。执法大概是耝疏的手段，不是精妙的方法，改变断绝人情，用以形成法律而已。如果总是遵从人情，动不动就改变法制，这是用情来败坏法律。法律不一致，造就叫多门，开启说情请托的道路，增大私自请谒的机会，逭不是先王立法的本意。凡是进行驳议的，如果违反律令节度，应当符合经传以及从前的先例，不得随意打破现有的法制。我认为应该让录事再设立条规制度，各个提出异议的都应当引用律令经传，不得衹按情说话，不要其他的依据，而损害原有的典章。如果兴⾰适宜，灵活地处理事情，这是人君所能施行，不是臣子所应该专用的。主管人衹应当依据法律条文，按照事实来决断。”

　　当时皇帝采用权宜之计行事，还没有能够听从。但是河东卫展为晋王大理，考证出过去的事有不合情的，又上疏说：“现在施行诏书，有用拷打儿子来指证⽗亲的死刑的，有的鞭打⽗⺟审问儿子在什么地方。近来主管人所说的《庚寅诏书》，全家逃亡家长被杀。如果家长是逃亡主犯，即使杀了他也可以。假如子孙犯了罪，将要拷打祖⽗逃亡，逃亡是子孙，但是⽗亲祖⽗承担了酷刑。损伤了道理和教化，这样的情况很多。互相保护的道义被违背，那么君臣的大义就要毁坏；君臣大义毁坏，那么犯上作

的奷恶行为就滋生了。秦朝法网严密文词峻酷，汉朝建立以后，扫除烦杂苛酷的法律，风移俗易，法律几乎可以放置不用。帝王改朝换代，不得不

涤污秽，疏通滞塞。现在韶书应该清除旧法的很多，有对今天有利的，就写进正条，那么法律差不多可以简易了。”元帝下令说：“礼乐不兴盛，就会使刑罚不适当，因此申明处罚整饬法律，是先王所慎重的。自从元康以来，事故再三出现，法律越来越多。大理所上的意见，应该在朝堂上商议，删除诏书中不可施行的，这是孤所向往的。”

　　到了皇帝登上皇位后，卫展任廷尉，又上疏说：“古代的⾁刑，事经前代的圣人，汉文帝废除了，增加大辟。现在人口稀少，一百户剩不了一户，但是刑法非常重，不合勾践养育百姓的思想。我认为应该恢复古代的⾁刑，用以光大太平盛世的教化。”皇帝诏令朝廷內外都讨论。于是骠骑将军王导、太常贺循、侍中纪瞻、中书郞庾亮、大将军谘议参军梅陶、散骑郞张嶷等商议，认为：“⾁刑的制度，由来已经很远了。自从上古开始，到了三代，圣哲明王都没有更改。岂能是汉文帝这样的寻常君主能改变的吗！当时萧何、曹参已经去世，周

、灌婴这些人不能端正大义。到了班固深⼊地论述这件事，认为表面上有轻刑的名声，內裹实际上致人死命。而且死刑太重，生刑太轻，生刑使上面的人放纵，死刑使下面的人怨愤，轻重失当，所以刑政不适中。而且，推究先王制定刑罚，不是用来发怈愤怒的，不是用来残害人的，是用来制止奷恶的，是用来惩罚犯罪的。现在有小偷窃取别人的财物，有

贼奷污别人的女子，逃亡的人躲避反叛的徭役，都不杀害，就对他们施加刑罚。施加刑罚就可以了，但却要处死，对他所犯的罪来说，处死太重了，死了不能复生，在这方面放纵残暴，每年都有很大的数量。这是仁人君子所不忍心听到的，何况在国政上施行呢！至于被名称

惑而不

悉实际，憎恶犯人活着而催促他死，这是害怕⽔而抛弃了船，为避开坎⽳而踏⼊⽔井中，连愚夫都比不上，对国政来说有什么可取的呢！现在大晋中兴，遵循古代的典制，沿袭过去的章程，发明千年晦涩难解的含义，拯救屡遭残害的百姓，使皇典在遭废除后重新起用，使老百姓死而复生，大义畅行于三代之际，遣风播扬在百世之后，使枯骨长⾁，恩惠遍及整个世界，岂不是好！糊涂的人竟然说，杀人还不能惩戒，何况刑罚？但是人是糊涂的，是最愚蠢的，即使杀了他，很快就变为灰土，死亡的事一天天过去，生存的

望天天都存在，不会因此而改变。如果在市集上用刑，让人们经常能以此为鉴戒，受刑罚的人叹息作恶的长久悔恨，琊恶的人看见了脚被砍后永久的残废，因此值得恐惧。这以后才知道先王用轻刑来统治百姓，用显明的告诫来惩治愚蠢，它的道理是很深刻的。”

　　尚书令刁协、尚书薛兼等商议，认为：“圣上哀怜处于破败荒凉之处的百姓，痛心犯了死罪的人们，想用刖刑来代替死刑，使犯了死罪的人能够留下

命，那么普天下都会蒙受再生的恩泽，广大百姓必定会感怀恩德而受到感化。现在中兴国运隆盛，大命惟新，确实应该设立宽松的法律来化育‮民人‬。但是害怕小人们愚昧无知。喜好平时看见的，忽视珍贵的消息，有时还不能完全归服。我认为行刑的时候，先申明法令，喜

受刑的就行刖刑，甘心去死的就杀，那么他们的心就一定会归服。古代的制度是刑不上大夫，现在的士人如果有犯罪的，我认为应该依旧例，不在行刑之列，那就进退都适当了。”

　　尚书周颛、郞曹彦、中书郞桓彝等商议，认为：“恢复⾁刑来代替死刑，实在是圣王最⾼尚的道德，哀怜百姓的宽弘和善。但是臣下私下裹认为刑罚的轻重应该随着时间的不同而不同。当时的人少犯罪而容易震慑，刑罚就应该从轻宽大；当时人犯罪多而且难以震慑，就应该用死刑来济助。⾁刑是太平时世所应该设立的，不是救治弊端所适宜的。现在圣化刚刚开始，人们还有很多奷恶，

习作恶之徒还在不停地为非作歹，砍下他们的头，绞他们的脖子尚且不能噤止，却竟然用砍断脚割掉鼻子来代替，减轻刑罚，使想作恶的人减轻罪行放宽刑罚，犯罪的人会更多，这是用减轻刑罚来引

人犯罪，残害罪犯的⾝体来增加他们的痛楚。从前那些害怕死刑而被看作善人的，现在都触犯轻刑而⾝受⾁刑，害怕重刑的普通人，反而因为犯了轻刑而招致囚噤，这样，那么与砍断普通人的脚却认为是恩德仁义有什么区别呢！受刑的人越来越广泛，而为非作歹的人却一天比一天多，踊鞋比鞋子还贵，有鼻子的人成为丑陋的少数。空有减轻刑罚的名声，实际上是开启长久作恶的源头。不如用杀头来制止杀头，有重刑来保存轻刑，权且暂时停止施行，等圣化逐渐显著，广大老百姓容易震慑的时候，再慢慢施行。”

　　商议的结果上奏皇帝，元帝还打算听从卫展奏上的意见，大将军王敦认为：“老百姓习惯现在的风俗很久了，突然间恢复⾁刑，一定会使远远近近的人吃惊。而且逆寇还没有消灭，不应该有惨酷的叫声，让天下人都听到。”于是才作罢。

　　咸康的时候，庾冰喜

举发检察，近于琐细，后来更加违背正道，又采用宽松的刑罚，是疏是密随心所

，律令已经没用了。

　　到了安帝元兴末年，桓玄辅佐国政，又商议打算恢复⾁刑斩断左右脚趾的刑法，用来减轻死刑，皇帝命令百官讨论。蔡廓奏上意见说：“建国立法，弘扬教化，一定要

据不同的时候制定政策，仁德刑罚同时施行。崇尚忠贞用以防备奷琊，教知噤令用以检察怠慢，布洒恩惠来润泽天下，加重刑罚严肃天威，虽然还是质、文更迭起作用，但是这种方法是不会被取代的。⾁刑的设立，源于圣哲的君王。大概因为前代风俗淳厚，人们大多敦厚谨慎，图像既已陈列，就机心收敛，受刑罚的人走在路上，就不放纵和改变

守，因此能不用刑罚诛杀，无为而教化隆盛。衰落的末世风俗浮薄诈伪，法纲设立更加繁密，机巧的思想一天天滋长，羞聇、畏惧的心理变得少了。终⾝繁重的劳役，不⾜以制止奷琊，何况刺字和割鼻子，岂能使罪犯返归善道。空有悲惨的叫声，却没有匡济时俗的益处。至于弃市的条文，若实在不是不赦的罪过，事情不是亲手杀人，刑讯和法律一致，轻刑和重刑判决相同，减降刑罚的道路堵塞，钟陈因此⾼声‮议抗‬，元皇为之怜悯。现在英才们辅佐国政，行道超越伊尹周，确实应该谨慎用刑，爱惜‮民人‬大力繁育，申明哀怜之心用以⾰除滥刑，改变对人体的大辟之刑，保全至为重要的生命，使将来增加繁殖生息。”但是孔卫旺意见不同，用型目、夏堡直的意见。当时的舆论大多和孔琳之相同，因此⾁刑没有施行。 N６zWｗ.CoM

逆流小说网 > 历史小说 > 晋书作者:房玄龄等	书号:10189 时间:2017/3/26 字数:3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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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曰：“齐之以礼，有聇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礼之不可逾，则昊岁比于牺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圆肇判，宵貌攸分，流形播其喜怒，禀气彰其善恶，则有自然之理焉。念室后刑，衢樽先惠，将以屏除灾害，引导休和，取譬琴瑟，不忘衔策，拟秋之成化，若尧舜之为心也。效原布肃，轩皇有辔野之师；雷电扬威，⾼辛有触山之务。陈乎兵甲而肆诸市朝，具严天刑，以惩首，论其本意，盖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兴仁，羽山咸服。而世属侥幸，事关攸蠹，政失礼微，狱成刑起，则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及周氏龚行，却收锋刃，祖述生成，宪章尧禹，政有膏露，威兼礼乐，或观辞以明其趣，或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其情，或除恶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凝网，此所谓酌其遗美，而爱民治国者焉。若乃化蔑彝伦，道睽明慎，则夏癸之虔刘百姓，商辛之毒{疒甫}四海，卫鞅之无所自容，韩非之不胜其，与夫《甘棠》流咏，未或同归。秦文初造参夷，始皇加之菗协，囹圄如市，悲哀盈路。汉王以三章之法以吊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临之，于时百姓欣然，将逢泰。而犴逐情迁，科随意往，献琼杯于阙下，徙青⾐于蜀路，覆醢裁刑，倾宗致狱。况乃数囚于京兆之夜，五⽇于长安之市，北阙相引、中都继及者，亦往往而有焉。而将亡之国，典刑咸弃，刊章以急其宪，适意以宽其网，桓灵之季，不其然欤！魏明帝时，宮室盛兴，而期会迫急，有稽限者，帝亲召问，言犹在口，⾝首已分。王肃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众庶不知，将为仓卒，愿陛下下之于吏而暴其罪。均其死也，不污宮掖，不为搢绅惊惋，不为远近所疑。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而不续者也，是以圣王重之。孟轲云：‘杀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为也。’” 　　世祖武皇帝接三统之微，酌千年之范，乃命有司，大明刑宪。于时诏书颁新法于天下，海內同轨，人甚安之。条纲虽设，称为简惠，仰昭天眷，下济民心，道有法而无败，德俟刑而久立。及晋图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规，挹其流润，江左无外，蛮陬来格。孝武时，会稽王道子倾弄朝权，其所树之，货官私狱，烈祖惛，不闻司败，晋之纲纪大焉。　　传曰“三皇设言而民不违，五帝画象而民知噤”则《书》所谓“象以典刑，流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也。然则犯黥者皁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膑者墨其体，犯宮者杂其屡，大辟之罪，殊刑之极，布其⾐裾而无领缘，投之于市，与众弃之。舜命皋陶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流有宅，五宅三居。”方乎前载，事既参倍。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则五刑之属三千。殷因于夏，有所损益。周人以三典刑邦国，以五听察民情，左嘉右肺，事均熔造，而五刑之属犹有二千五百焉。乃置三刺、三宥、三赦之法：一刺曰讯群臣，再刺曰讯群吏，三刺曰讯万民；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司马法》：或起甲兵以征不义，废贡职则讨，不朝会则诛，嫡庶则絷，变礼刑则放。　　传曰：“殷周之质，不胜其文。”及昭后徂征，穆王斯耄，爰制刑辟，以诘四方，奷宄弘多，离斯永，则所谓“夏有政而作《禹刑》，商有政而作《汤刑》，周有政而作《九刑》”者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锯，薄刑用鞭扑。自兹厥后，狙诈弥繁。武皇帝并以为往宪犹疑，不可经国，乃命车骑将军、守尚书令、鲁公征求英俊，刊律定篇云尔。　　汉自王莽篡位之后，旧章不存。光武中兴，留心庶狱，常临朝听讼，躬决疑事。是时承离之后，法网弛纵，罪名既轻，无以惩肃。梁统乃上疏曰：　　臣窃见元帝初元五年，轻殊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尽四年，轻殊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杀人皆减死罪一等，著为常法。自是以后，人轻犯法，吏易杀人，吏民俱失，至于不羁。　　臣愚以为刑罚不苟务轻，务其中也。君人之道，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理务。爱人故当为除害，理务亦当为去。是以五帝有流殛放杀之诛，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为除残去也。故孔子称“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财正辞，噤人为非曰义”⾼帝受命，制约令，定法律，传之后世，可常施行。文帝宽惠温克，遭世康平，因时施恩，省去⾁刑，除相坐之法，他皆率由旧章，天下几致升平。武帝值‮国中‬隆盛，财力有余，出兵命将，征伐远方，军役数兴，百姓罢弊，豪杰犯噤，奷吏弄法，故设遁匿之科，著知纵之律。宣帝聪明正直，履道握要，以御海內，臣下奉宪，不失绳墨。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天下称安。孝成、孝哀，承平继体，即位⽇浅，听断尚寡。丞相王嘉等猥以数年之间，亏除先帝旧约，穿令断律，凡百余事，或不便于政，或不厌人心。臣谨表取其尤妨政事、害善良者，傅奏如左。　　伏惟陛下苞五常，履九德，推时拨，博施济时，而反因循季世末节，衰微轨迹，诚非所以还初反本，据元更始也。愿陛下宣诏有司，悉举初元、建平之所穿凿，考其轻重，察其化俗，⾜以知政教所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施之无穷，天下幸甚。　　事下三公、廷尉议，以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务，不可开许。统复上言曰：“有司猥以臣所上不可施行。今臣所言，非曰严刑。窃谓⾼帝以后，至于宣帝，其所施行，考合经传，此方今事，非隆刑峻法。不胜至愿，愿得召见，若对尚书近臣，口陈其意。”帝令尚书问状，统又对，极言政刑宜改。议竟不从。及明帝即位，常临听讼观录洛诸狱。帝既明察，能得下奷，故尚书奏决罚近于苛碎。　　至章帝时，尚书陈宠上疏曰：“先王之政，赏不僭，刑不滥，与其不得已，宁僭不滥。故唐尧著典曰‘流宥五刑，眚灾肆赦’。帝舜命皋陶以‘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文王重《易》六爻，而列丛棘之听；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勿误乎庶狱。陛下即位，率由此义，而有司执事，未悉奉承。断狱者急于格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繁于诈欺放滥之文，违本离实，棰楚为奷，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夫为政也，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故子贡非臧孙之猛法，而美郑侨之仁政。方今圣德充塞，假于上下，宜因此时，隆先圣之务，涤烦苛，轻薄棰楚，以济群生，广至德也。”帝纳宠言，决罪行刑，务于宽厚。其后遂诏有司，噤绝钻钅赞诸酷痛旧制，解祅恶之噤，除文致之请，谳五十余事，定著于令。是后狱法和平。　　永元六年，宠又代郭躬为廷尉，复校律令，刑法溢于《甫刑》者，奏除之，曰：“臣闻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即⼊刑，相为表里者也。今律令，犯罪应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舂秋保乾图》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又律有三家，说各驳异。刑法繁多，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应经合义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合为三千，与礼相应。其余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详除。使百姓改易视听，以成大化，致刑措之美，传之无穷。”未及施行，会宠抵罪，遂寝。宠子忠。忠后复为尚书，略依宠意，奏上三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弊。又上除蚕室刑，解赃吏三世噤锢，狂易杀人得减重论，⺟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事皆施行。虽时有蠲⾰，而旧律繁芜，未经纂集。　　献帝建安元年，应劭又删定律令，以为《汉议》，表奏之曰：“夫国之大事，莫尚载籍。载籍也者，决嫌疑，明是非，赏刑之宜，允执厥中，俾后之人永有鉴焉。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舂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逆臣董卓，覆王室，典宪焚燎，靡有孑遗，开辟以来，莫或兹酷。今大驾东迈，巡省许都，‮子套‬险难，其命惟新。臣窃不自揆，辄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舂秋折狱》，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复重，为之节文。又集《议驳》三十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其见《汉书》二十五，《汉记》四，皆删叙润⾊，以全本体。其二十六，博采古今瑰玮之士，德义可观。其二十七，臣所创造。《左氏》云：‘虽有姬姜，不弃憔悴；虽有丝⿇，不弃菅蒯。’盖所以代匮也。是用敢露顽才，厕于明哲之末，虽未⾜纲纪国体，宣洽时雍。庶几观察，增阐圣德。惟因万机之余暇，游意省览。”献帝善之，于是旧事存焉。是时天下将，百姓有土崩之势，刑罚不⾜以惩恶，于是名儒大才故辽东太守崔实、大司农郑玄、大鸿胪陈纪之徒，咸以为宜复行⾁刑。汉朝既不议其事，故无所用矣。　　及魏武帝匡辅汉室，尚书令荀彧博访百官，复申之，而少府孔融议以为：“古者敦厖，善否区别，吏端刑清政简，一无过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迟，风化坏，政挠其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而绳之以古刑，投之以残弃，非所谓与时消息也。纣斮朝涉之胫，天下谓为无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纣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虑不念生，志在思死，类多趋恶，莫复归正。夙沙齐，伊戾祸宋，赵⾼、英布，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为非也，适⾜绝人还为善耳。虽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孙膑，冤如巷伯，才如史迁，达如子政，一罹刀锯，没世不齿。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陈汤之都赖，魏尚之临边，无所复施也。汉开改恶之路，凡为此也。故明德之君，远度深惟，弃短就长，不苟⾰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及魏国建，陈纪子群时为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复之，使群申其⽗论。群深陈其便。时钟繇为相国，亦赞成之，而奉常王脩不同其议。魏武帝亦难以籓国改汉朝之制，遂寝不行。于是乃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时乏铁，故易以木焉。又嫌汉律太重，故令依律论者听得科半，使从半减也。　　魏文帝受禅，又议⾁刑。详议未定，会有军事，复寝。时有大女刘硃，挝子妇酷暴，前后三妇‮杀自‬，论硃减死输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杀人减死之令。魏明帝改士庶罚金之令，男听以罚金，妇人加笞还从鞭督之例，以其形体裸露故也。　　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宮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损，率皆集类为篇，结事为章。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事类虽同，轻重乖异。而通条连句，上下相蒙，虽大体异篇，实相采⼊。《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兴律》有上狱之法，《厩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错糅无常。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天子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　　卫觊又奏曰：“刑法者，‮家国‬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烦广，事比众多，离本依末，决狱之吏如廷尉狱吏范洪受囚绢二丈，附轻法论之，狱吏刘象受属偏考囚张茂物故，附重法论之。洪、象虽皆弃市，而轻枉者相继。是时太傅钟繇又上疏求复⾁刑，诏下其奏，司徒王朗议又不同。时议者百余人，与朗同者多。帝以吴蜀未平，又寝。其后，天子又下诏改定刑制，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给事⻩门侍郞韩逊、议郞庾嶷、中郞⻩休、荀诜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其序略曰：　　旧律所难知者，由于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是以后人稍增，更与本体相离。今制新律，宜都总事类，多其篇条。　　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条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故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律首。　　《盗律》有劫略、恐猲、和卖买人，科有持质，皆非盗事，故分以为《劫略律》。《贼律》有欺谩、诈伪、逾封、矫制、《囚律》有诈伪生死，《令丙》有诈自复免，事类众多，故分为《诈律》。《贼律》有贼伐树木、杀伤人畜产及诸亡印，《金布律》有毁伤亡失县官财物，故分为《毁亡律》。《囚律》有告劾、传覆，《厩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闻道辞，故分为《告劾律》。《囚律》有系囚、鞫狱、断狱之法，《兴律》有上狱之事，科有考事报谳，宜别为篇，故分为《系讯》、《断狱律》。《盗律》有受所监受财枉法，《杂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钱，科有使者验赂，其事相类，故分为《请赇律》。《盗律》有辱強贼，《兴律》有擅兴徭役，《具律》有出卖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为《兴擅律》。《兴律》有乏徭稽留，《贼律》有储峙不辨，《厩律》有乏军之兴，及旧典有奉诏不谨、不承用诏书，汉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辄劾以不承用诏书乏军要斩，又减以《丁酉诏书》，《丁酉诏书》，汉文所下，不宜复以为法，故别为之《留律》。秦世旧有厩置、乘传、副车、食厨，汉初承秦不改，后以费广稍省，故后汉但设骑置而无车马，则律犹著其文，则为虚设，故除《厩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为《邮驿令》。其告反逮验，别⼊《告劾律》。上言变事，以为《变事令》，以惊事告急，与《兴律》烽燧及科令者，以为《惊事律》。《盗律》有还赃畀主，《金布律》有罚赎⼊责以呈⻩金为价，科有平庸坐赃事，以为《偿赃律》。律之初制，无免坐之文，张汤、赵禹始作监临部主、见知故纵之例。其见知而故不举劾，各与同罪，失不举劾，各以赎论，其不见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约而例通。科之为制，每条有违科，不觉不知，从坐之免，不复分别，而免坐繁多，宜总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为《免坐律》。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条无从坐之文者，皆从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　　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更依古义制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赎刑十一，罚金六，杂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为律首。又改《贼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孙。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汙潴，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严绝恶迹也。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弟子‬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所以止杀害也。正杀继⺟，与亲⺟同，防继假之隙也。除异子之科，使⽗子无异财也。欧兄姊加至五岁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诬告人反，罪及亲属，异于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诬也。改投书弃市之科，所以轻刑也。正篡囚弃市之罪，断凶強为义之踪也。二岁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烦狱也。改诸郡不得自择伏⽇，所以齐风俗也。　　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略如是。其后正始之间，天下无事，于是征西将军夏侯玄、河南尹李胜、中领军曹羲、尚书丁谧又追议⾁刑，卒不能决。其文甚多，不载。　　及景帝辅政，是时魏法，犯大逆者诛及已出之女。毋丘俭之诛，其子甸荀氏应坐死，其族兄顗与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匄其命。诏听离婚。荀氏所生女芝，为颍川太守刘子元，亦坐死，以怀妊系狱。荀氏辞诣司隶校尉何曾乞恩，求没为官婢，以赎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议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轻重之法。叔世多变，秦立重辟，汉又修之。大魏承秦汉之弊，未及⾰制，所以追戮已出之女，诚殄丑类之族也。然则法贵得中，刑慎过制。臣以为女人有三从之义，无自专之道，出适他族，还丧⽗⺟，降其服纪，所以明外成之节，异在室之恩。而⽗⺟有罪，追刑已出之女；夫见诛，又有随姓之戮。一人之⾝，內外受辟。今女既嫁，则为异姓之；如或产育，则为他族之⺟，此为元恶之所忽。戮无辜之所重，于防则不⾜惩奷之源，于情则伤孝子之心。男不得罪于他族，而女独婴戮于二门，非所以哀矜女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为在室之女，从⽗⺟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宜改旧科，以为永制。”于是有诏改定律令。　　文帝为晋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烦杂，陈群、刘邵虽经改⾰，而科网本密，又叔孙、郭、马、杜诸儒章句，但取郑氏，又为偏，未可承用。于是令贾充定法律，令与太傅郑冲、司徒荀顗、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郞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颀、骑都尉成公绥、尚书郞柳轨及吏部令史荣邵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汉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类，正其体号，改旧律为《刑名》、《法例》，辨《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火》、《毁亡》，因事类为《卫宮》、《违制》，撰《周官》为《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于益时。其余未宜除者，若军事、田农、酤酒，未得皆从人心，权设其法，太平当除，故不⼊律，悉以为令。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违令有罪则⼊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还其府，为故事。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除谋反適养⺟出女嫁皆不复还坐⽗⺟弃市，省噤固相告之条，去捕亡、亡没为官奴婢之制。轻过误老少女人当罚金杖罚者，皆令半之。重奷伯叔⺟之令，弃市。寡女，三岁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娉为正，不理私约。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毕，表上。武帝诏曰：“昔萧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孙通制仪为奉常，赐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为郞。夫立功立事，古今之所重，宜加禄赏，其详考差叙。辄如诏简异弟子百人，随才品用，赏帛万余匹。”武帝亲自临讲，使裴楷执读。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　　其后，明法掾张裴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　　律始于《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终于《诸侯》者，所以毕其政也。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故有三才之义焉，其相须而成，若一体焉。　　《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较举上下纲领。其犯盗贼、诈伪、请赇者，则求罪于此，作役、⽔火、畜养、守备之细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讯为之心⾆，捕系为之手⾜，断狱为之定罪，名例齐其制。自始及终，往而不穷，变动无常，周流四极，上下无方，不离于法律之中也。　　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蔵巧谓之诈，亏礼废节谓之不敬，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无变斩击谓之贼，不意误犯谓之过失，逆节绝理谓之不道，陵上僭贵谓之恶逆，将害未发谓之戕，唱首先言谓之造意，二人对议谓之谋，制众建计谓之率，不和谓之強，攻恶谓之略，三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赃：凡二十者，律义之较名也。　　夫律者，当慎其变，审其理。若不承用诏书，无故失之刑，当从赎。谋反之同伍，实不知情，当从刑。此故失之变也。卑与尊斗，皆为贼。斗之加兵刃⽔火中，不得为戏，戏之重也。向人室庐道径，不得为过，失之噤也。都城人众中走马杀人，当为贼，贼之似也。过失似贼，戏似斗，斗而杀伤傍人，又似误，盗伤缚守似強盗，呵人取财似受赇，囚辞所连似告劾，诸勿听理似故纵，持质似恐猲。如此之比，皆为无常之格也。　　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意善功恶，以金赎之。故律制，生罪不过十四等，死刑不过三，徒加不过六，囚加不过五，累作不过十一岁，累笞不过千二百，刑等不过一岁，金等不过四两。月赎不计⽇，⽇作不拘月，岁数不疑闰。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复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数；不可并数，乃累其加。以加论者，但得其加；与加同者，连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论。以人得罪与人同，以法得罪与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齐其防；亲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礼乐崇于上，故降其刑；刑法闲于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义明，九族亲，王道平也。　　律有事状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势下手取财为強盗，不自知亡为缚守，将中有恶言为恐猲，不以罪名呵为呵人，以罪名呵为受赇，劫召其财为持质。此六者，以威势得财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与为受求，所监求而后取为盗赃，输⼊呵受为留难，敛人财物积蔵于官为擅赋，加欧击之为戮辱。诸如此类，皆为以威势得财而罪相似者也。　　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暢于四支，发于事业。是故奷人心愧而面⾚，內怖而⾊夺。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精其事，近取诸⾝，远取诸物，然后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夺，捧手似谢，拟手似诉，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斗，矜庄似威，怡悦似福，喜怒忧，貌在声⾊。奷真猛弱，候在视息。出口有言当为告，下手有噤当为贼，喜子杀怒子当为戏，怒子杀喜子当为贼。诸如此类，自非至精不能极其理也。　　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杀伤人，他皆勿论，即诬告谋反者反坐。十岁，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谒杀之。贼燔人庐舍积聚，盗赃五匹以上，弃市；即燔官府积聚盗，亦当与同。欧人教令者与同罪，即令人欧其⽗⺟，不可与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遗物強取強乞之类，无还赃法随例畀之文。法律中诸不敬，违仪失式，及犯罪为公为私，赃⼊⾝不⼊⾝，皆随事轻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　　夫理者，精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体守也。或计过以配罪，或化略以循常，或随事以尽情，或趣舍以从时，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轻而就下。公私废避之宜，除削重轻之变，皆所以临时观衅，使用法执诠者幽于未制之中，采其牙之微，致之于机格之上，称轻重于豪铢，考辈类于参伍，然后乃可以理直刑正。　　夫奉圣典者若刀执绳，刀妄加则伤物，绳妄弹则侵直。枭首者恶之长，斩刑者罪之大，弃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赎罚者误之诫。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宝君子而小人，故为敕慎之经，皆拟《周易》有变通之体焉。令提纲而大道清，举略而王法齐，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断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远也，弥天下之务唯大也，变无常体唯理也，非天下之贤圣，孰能与于斯！　　夫刑而上者谓之道，刑而下者谓之器，化而裁之谓之格。刑杀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雕落之变，赎失者是舂悔吝之疵之。五刑成章，辄相依准，法律之义焉。　　是时侍中卢珽、中书侍郞张华又表：“抄《新律》诸死罪条目，悬之亭传，以示兆庶。”有诏从之。　　及刘颂为廷尉，频表宜复⾁刑，不见省，又上言曰：　　臣昔上行⾁刑，从来积年，遂寝不论。臣窃以为议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轻违圣王之典刑，未详之甚，莫过于此。　　今死刑重，故非命者众；生刑轻，故罪不噤奷。所以然者，⾁刑不用之所致也。今为徒者，类元恶不轨之族也，去家悬远，作役山⾕，饥寒切⾝，志不聊生，虽有廉士介者，苟虑不首死，则皆为盗贼，岂况本奷凶无赖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输财，解⽇归家，乃无役之人也。贫者起为奷盗，又不制之虏也。不刑，则罪无所噤；不制，则群恶横肆。为法若此，近不尽善也。是以徒亡⽇属，贼盗⽇烦，亡之数者至有十数，得辄加刑，⽇益一岁，此为终⾝之徒也。自顾反善无期，而灾困⾝，其志亡思盗，势不得息，事使之然也。　　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于此。诸重犯亡者，发过三寸辄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岁，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积多，系囚猥畜。议者曰囚不可不赦，复从而赦之，此为刑不制罪，法不胜奷。下知法之不胜，相聚而谋为不轨，月异而岁不同。故自顷年以来，奷恶陵暴，所在充斥。议者不深思此故，而曰⾁刑于名忤听，忤听孰与贼盗不噤？　　圣王之制⾁刑，远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惩其畏剥割之痛而不为也，乃去其为恶之具，使夫奷人无用复肆其志，止奷绝本，理之尽也。亡者刖⾜，无所用复亡。盗者截手，无所用复盗。者割其势，理亦如之。除恶塞源，莫善于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后，便各归家，⽗⺟子，共相养恤，不流离于涂路。有今之困，创愈可役，上准古制，随宜业作，虽已刑残，不为虚弃，而所患都塞，又生育繁⾩之道自若也。　　今宜取死刑之限轻，及三犯逃亡盗，悉以⾁刑代之。其三岁刑以下，已自杖罚遣，又宜制其罚数，使有常限，不得减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长。应四五岁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复居作。然后刑不复生刑，徒不复生徒，而残体为戳，终⾝作诫。人见其痛，畏而不犯，必数倍于今。且为恶者随发被刑，去其为恶之具，此为诸已刑者皆良士也，岂与全其为奷之手⾜，而蹴居必死之穷地同哉！而犹曰⾁刑不可用，臣窃以为不识务之甚也。　　臣昔常侍左右，数闻明诏，谓⾁刑宜用，事便于政。愿陛下信独见之断，使夫能者得奉圣虑，行之于今。比填‮壑沟‬，冀见太平。《周礼》三赦三宥，施于老幼悼耄，黔黎不属逮者，此非为恶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至于自非此族，犯罪则必刑而无赦，此政之理也。暨至后世，以时嶮多难，因赦解结，权以行之，又不以宽罪人也。至今恆以罪积狱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数而狱愈塞，如此不已，将至不胜。原其所由，內刑不用之故也。今行⾁刑，非徒不积，且为恶无具则奷息。去此二端，狱不得繁，故无取于数赦，于政体胜矣。　　疏上，又不见省。　　至惠帝之世，政出群下，每有疑狱，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狱讼繁滋。尚书裴頠表陈之曰：　　夫天下之事多涂，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扰，赖恆制而后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职，为之准局。准局既立，各掌其务，刑赏相称，轻重无二，故下听有常，群吏安业也。旧宮掖陵庙有⽔火毁伤之变，然后尚书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于郞令史而已。刑罚所加，各有常刑。　　去元康四年，大风之后，庙阙屋瓦有数枚倾落，免太常荀寓。于时以严诏所谴，莫敢据正。然內外之意，佥谓事轻责重，有违于常。会五年二月有大风，主者惩惧前事。臣新拜尚书始三⽇，本曹尚书有疾，权令兼出，按行兰台。主者乃瞻望阿栋之间，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栋上瓦小琊十五处。或是始瓦时琊，盖不⾜言，风起仓卒，台官更往，太常按行，不及得周，文书未至之顷，便竞相噤止。臣以权兼暂出，出还便罢，不复得穷其事。而本曹据执，却问无已。臣时具加解遣，而主者畏咎，不从臣言，噤止太常，复兴刑狱。　　昔汉氏有盗庙⽟环者，文帝族诛，释之但处以死刑，曰：“若侵长陵一抔土，何以复加？”文帝从之。大晋垂制，深惟经远，山陵不封，园邑不饰，墓而不坟，同乎山壤，是以丘阪存其陈草，使齐乎中原矣。虽陵兆尊严，唯毁发然后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践犯损，失尽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　　去八年，奴听教加诬周龙烧草，廷尉遂奏族龙，一门八口并命。会龙狱翻，然后得免。考之情理，准之前训，所处实重。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围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虽知事小，而案劾难测，搔扰驱驰，各竞免负，于今太常噤止未解。近⽇太祝署失火，烧屋三间半。署在庙北，隔道在重墙之內，又即已灭，频为诏旨所问。主者以诏旨使问频繁，便责尚书不即案行，辄噤止，尚书免，皆在法外。　　刑书之文有限，而舛违之故无方，故有临时议处之制，诚不能皆得循常也。至于此等，皆为过当，每相迫，不得以理，上替圣朝画一之德，下损崇礼大臣之望。臣愚以为犯陵上草木，不应乃用同产异刑之制。按行奏劾，应有定准，相承务重，体例遂亏。或因余事，得容浅深。　　頠虽有此表，曲议犹不止。时刘颂为三公尚书，又上疏曰：　　自近世以来，法渐多门，令甚不一。臣今备掌刑断，职思其忧，谨具启闻。　　臣窃伏惟陛下为政，每尽善，故事求曲当，则例不得直；尽善，故法不得全。何则？夫法者，固以尽理为法，而上求尽善，则诸下牵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许，是以法不得全。刑书征文，征文必有乖于情听之断，而上安于曲当，故执平者因文可引，则生二端。是法多门，令不一，则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奷伪者因法之多门，以售其情，所浅深，苟断不一，则居上者难以检下，于是事同议异，狱犴不平，有伤于法。　　古人有言：“人主详，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详匪他，尽善则法伤，故其政荒也。期者轻重之当，虽不厌情，苟⼊于文，则循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违情不厌听之断，轻重虽不允人心，经于凡览，若不可行，法乃得直。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穷塞，故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主者守文，若释之执犯跸之平也；大臣释滞，若公孙弘断郭解之狱也；人主权断，若汉祖戮丁公之为也。天下万事，自非斯格重为，故不近似此类，不得出以意妄议，其余皆以律令从事。然后法信于下，人听不惑，吏不容奷，可以言政。人主轨斯格以责群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则法一矣。　　古人有言：“善为政者，看人设教。”看人设教，制法之谓也。又曰：“随时之宜”当务之谓也。然则看人随时，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轨既定则行之，行之信如四时，执之坚如金石，群吏岂得在成制之內，复称随时之宜，傍引看人设教，以政典哉！何则？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随时矣。今若设法未尽当，则宜改之。若谓已善，不得尽以为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以差轻重也。夫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为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绳以不信之法。且先识有言，人至遇而不可欺也。不谓平时背法意断，不胜百姓愿也。　　上古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夏殷及周，书法象魏。三代之君齐圣，然咸弃曲当之妙鉴，而任征文之直准，非圣有殊，所遇异也。今论时敦朴，不及中古，而执平者适情之所安，自托于议事以制。臣窃以为听言则美，论理则违。然天下至大，事务众杂，时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谓宜立格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错思于成制之外，以差轻重，则法恆全。事无正据，名例不及，大臣论当，以释不滞，则事无阂。至如非常之断，出法赏罚，若汉祖戮楚臣之私己，封赵氏之无功，唯人主专之，非奉职之臣所得拟议。然后情求傍请之迹绝，似是而非之奏塞，此盖齐法之大准也。主者小吏，处事无常。何则？无情则法徒克，有情则挠法。积克似无私，然乃所以得其私，又恆所岨以卫其⾝。断当恆克，世谓尽公，时一曲法，乃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断，而责守文如令之奏，然后得为有检，此又平法之一端也。　　夫出法权制，指施一事，厌情合听，可适耳目，诚有临时当意之快，胜于征文不允人心也。然起为经制，经年施用，恆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远有所苞。故谙事识体者，善权轻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远。忍曲当之近适，以全简直之大准。不牵于凡听之所安，必守征文以正例。每临其事，恆御此心以决断，此又法之大概也。　　又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法吏以上，所执不同，得为异议。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当奉用律令。至于法律之內，所见不同，乃得为异议也。今限法曹郞令史，意有不同为驳，唯得论释法律，以正所断，不得援求诸外，论随时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　　诏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为：“夫礼以训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实由之。若断不断，常轻重随意，则王宪不一，人无所错矣。故观人设教，在上之举；守文直法，臣吏之节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随事异议。周悬象魏之书，汉咏画一之法，诚以法与时共，义不可二。今法素定，而法为议，则有所开长，以为宜如颂所启，为永久之制。”于是门下属三公曰：“昔先王议事以制，自中古以来，执法断事，既以立法，诚不宜复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夺法，则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于无法也。案启事，令法令断一，事无二门，郞令史已下，应复出法驳案，随事以闻也。” 　　及于江左，元帝为丞相时，朝廷草创，议断不循法律，人立异议，⾼下无状。主簿熊远奏曰：“礼以崇善，法以闲非，故礼有常典，法有常防，人知恶而无琊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汉创画一之法，故能阐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来尚矣。经贤智，历夷险，随时斟酌，最为周备。自军兴以来，法度陵替，至于处事不用律令，竞作属命，人立异议，曲适物情，亏伤大例。府立节度，复不奉用，临事改制，朝作夕改，至于主者不敢任法，每辄关咨，委之大官，非为政之体。若本曹处事不合法令，监司当以法弹违，不得动用开塞，以坏成事。按法盖耝术，非妙道也，矫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随物情，辄改法制，此为以情坏法。法之不一，是谓多门，开人事之路，广私请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为驳议者，若违律令节度，当合经传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谓宜令录事更立条制，诸立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不得直以情言，无所依准，以亏旧典也。若开塞随宜，权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专用。主者唯当征文据法，以事为断耳。” 　　是时帝以权宜从事，尚未能从。而河东卫展为晋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书曰：“今施行诏书，有考子正⽗死刑，或鞭⽗⺟问子所在。近主者所称《庚寅诏书》，举家逃亡家长斩。若长是逃亡之主，斩之虽重犹可。设子孙犯事，将考祖⽗逃亡，逃亡是子孙，而⽗祖婴其酷。伤顺破教，如此者众。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奷生矣。秦网密文峻，汉兴，扫除烦苛，风移俗易，几于刑厝。大人⾰命，不得不其秽匿，通其圮滞。今诏书宜除者多，有便于当今，著为正条，则法差简易。”元帝令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是以明罚敕法，先王所慎。自元康已来，事故荐臻，法噤滋漫。大理所上，宜朝堂会议，蠲除诏书不可用者，此孤所虚心者也。” 　　及帝即位，展为廷尉，又上言：“古者⾁刑，事经前圣，汉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户凋荒，百不遗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践养胎之义也。愚谓宜复古施行，以隆太平之化。”诏內外通议。于是骠骑将军王导、太常贺循、侍中纪瞻、中书郞庾亮、大将军咨议参军梅陶、散骑郞张嶷等议，以：“⾁刑之典，由来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圣哲明王所未曾改也。岂是汉文常主所能易者乎！时萧曹已没，绛灌之徒不能正其义。逮班固深论其事，以为外有轻刑之名，內实杀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轻，生刑纵于上，死刑怨于下，轻重失当，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以过怒也，非以残人也，所以救奷，所以当罪。今盗者窃人之财，者好人之⾊，亡者避叛之役，皆无杀害也，则加之以刑。刑之则止，而加之斩戮，戮过其罪，死不可生，纵于此，岁以巨计。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闻，而况行之于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练其实，恶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投舟，避坎蹈井，愚夫之不若，何取于政哉！今大晋中兴，遵复古典，率由旧章，起千载之滞义，拯百残之遗黎，使皇典废而复存，黔首死而更生，至义暢于三代之际，遗风播乎百世之后，生⾁枯骨，惠侔造化，岂不休哉！惑者乃曰，死犹不惩，而况于刑？然人者冥也，其至愚矣，虽加斩戮，忽为灰土，死事⽇往，生⽇存，未以为改。若刑诸市朝，朝夕鉴戒，刑者咏为恶之永痛，恶者睹残刖之长废，故⾜惧也。然后知先王之轻刑以御物，显诫以惩愚，其理远矣。” 　　尚书令刁协、尚书薛兼等议，以为：“圣上悼残荒之遗黎，伤犯死之繁众，行刖以代死刑，使犯死之徒得存命，则率土蒙更生之泽，兆庶必怀恩以反化也。今中兴祚隆，大命惟新，诚宜设宽法以育人。然惧群小愚蔽，习玩所见而忽异闻，或未能咸服。愚谓行刑之时，先明申法令，乐刑者刖，甘死者杀，则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谓宜如旧，不在刑例，则进退为允。” 　　尚书顗、郞曹彦、中书郞桓彝等议，以为：“复⾁刑以代死，诚是圣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然窃以为刑罚轻重，随时而作。时人少罪而易威，则从轻而宽之；时人多罪而难威，则宜化刑而济之。⾁刑平世所应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圣化草创，人有余奷，习恶之徒，为非未已，截头绞颈，尚不能噤，而乃更断⾜劓鼻，轻其刑罚，使为恶者轻犯宽刑，蹈罪更众，是为轻其刑以人于罪，残其⾝以加楚酷也。昔之畏死刑以为善人者，今皆犯轻刑而残其⾝，畏重之常人，反为犯轻而致囚，此则何异断刖常人以为恩仁琊！受刑者转广，而为非者⽇多，踊贵屦，有鼻者丑也。徒有轻刑之名，而实开长恶之源。不如以杀止杀，重以全轻，权小停之。须圣化渐著，兆庶易威之⽇，徐施行也。” 　　议奏，元帝犹从展所上。大将军王敦以为：“百姓习俗⽇久，忽复⾁刑，必骇远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惨酷之声，以闻天下。”于是乃止。　　咸康之世，庾冰好为纠察，近于繁细，后益矫违，复存宽纵，疏密自由，律令无用矣。　　至安帝元兴末，桓玄辅政，又议复⾁刑斩左右趾之法，以轻死刑，命百官议。蔡廓上议曰：“建邦立法，弘教穆化，必随时置制，德刑兼施。长贞一以闲其琊，教噤以检其慢，洒湛露以流润，厉严霜以肃威，虽复质文迭用，而斯道莫⾰。⾁刑之设，肇自哲王。盖由曩世风淳，人多惇谨，图像既陈，则机心直戢，刑人在涂，则不逞改，故能胜残去杀，化隆无为。季末浇伪，设网弥密，利巧之怀⽇滋，聇畏之情转寡。终⾝剧役，不⾜止其奷，况乎黥劓，岂能反于善。徒有酸惨之声，而无济俗之益。至于弃市之条，实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杀，考律同归，轻重均科，减降路塞，钟陈以之抗言，元皇所为留愍。今英辅翼赞，道邈伊周，诚宜明慎用刑，爱人弘育，申哀矜以⾰滥，移大辟于支体，全命之至重，恢繁息于将来。”而孔琳之议不同，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时论多与琳之同，故遂不行。　　译文　　传说：“用礼来治理天下，老百姓就会有廉聇而且会纠正过错。”让老百姓不触犯刑法，不如让老百姓不逾越礼法，如此说来，帝吴的时代舆伏牺氏的时代相比，应该说是有所不如了。至于天地刚刚形成的时候，万物运动变化其形体就显示出它的喜怒哀乐，承受天地之气而显示出它的善恶，那是含有自然之理的。牢狱刑罚被看轻，恩泽仁政先施行，是为了摒除灾害，使老百姓达到安逸‮谐和‬，好像琴瑟一样，不忘记准则，类似于舂秋化成万物，好像尧舜感化民心。在郊野之上布列战阵，轩皇有辔野的军队；像雷鸣电闪一样显‮威示‬势，这是⾼辛氏怒撞不周山的事。在‮场战‬上摆开阵势杀敌和把罪犯杀死后在市朝陈列示众，都是要严肃天刑，惩罚为首作的人，推论他们的本意，大概是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因此在丹浦兴起仁义之师，羽山一带全部归服。但是世人心存侥幸，世事败坏，国政混，礼教衰落，诉讼和刑罚不断出现，于是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使诉讼的事件完全消灭了才好！”到了周朝恭敬地履行天命，收蔵起各种武器，师法大自然养育‮民人‬的原则，效法尧禹的做法，在治理国政中施行恩泽，威权之中含有礼乐，有时是通过观察言词来弄清楚旨趣，有时是通过仔细听取言词来察看言外之意，有时是通过彰明善行来发真情，有时是通过铲除恶行来推崇本。至于用威势来确定霸业，把天下纳⼊正轨，用成王、康王的事来寄托思想，不因循固有的道理，造就是所说的酌取遣存的善行来爱民治国。至于败坏伦常，行道违背了明察审慎，造就像夏癸残害百姓，商辛祸害四海，卫鞅无容⾝之地，韩非的暴让人无法忍受，与那《甘棠》诗所咏唱的，并没有达到一致。秦文当初创造了诛减三族的酷刑，秦始皇又增加了菗胁一项，牢狱裹的人多得像集市上一样，路上全都是悲哀的人。汉王刘邦与关中百姓约法三章，用来安抚他们，汉文帝用刑措之道统治，于是百姓悦，感到了好运气。但是监狱随着主意的变化而变化，法令和心意一样变动，在宮阙下被迫出⽟杯，皇后宮妃也走在出逃的垦路上，像王迂倒掉⾁酱那样悲痛，⾝被刑罚，全宗族都被系⼊狱。何况是多次晚上被囚噤在京兆，在长安的市肆上被示众五天，朝廷前的囚犯一个跟着一个，京城裹囚犯相继到来，也是经常有的。而在即将灭亡的‮家国‬，刑法全都废弃，刊削律条以应法令之急需，为了适意而放宽执法，在涅桓帝、漠灵帝那样的末世，不就是那样的吗！毯明帝时，宮室大规模地兴建，但是施行政令很是严厉，有超过规定期限的，皇帝亲自把那些人召来审问，那些人话还没有说完，脑袋就已经搬了家。王肃上疏写道：“陛下按刑罚杀掉的，都是些该死的人。但是老百姓不了解情况，恐怕会做出叛的事来，希望陛下把那些犯人下给官吏，宣布他们的罪行。这样，同样是处死犯人，但是不弄脏宮廷，不会引起‮员官‬们的惊恐和惋惜，不会引起远近的人疑惑。人命最是重要，要杀死容易，要活过来难，气断了就再也接不上了，因此圣人很看重这种事。盂轲说：“杀死一个无辜而夺得天下，这种事仁者不会去做。” 　　世祖武皇帝承接了三统的妙法，采取自古以来的刑法，于是命令有关‮员官‬，制定法律。当时下诏书在‮国全‬范围內颁布新法，‮家国‬统一了法律，‮民人‬感到十分安适。颁布的法律虽然分条纲设立，但是人们说它简明实用，对上昭示了皇帝的眷爱，对下匡救民心，道因为有法律而不衰败，德因为有刑罚而长久建立。到了晋室策划南迁以后，有一百零二年，向往从前的法度，酌取流布的恩泽，江左都不例外，远方的少数民族前来归顺。孝武帝时，会稽王司马道子把持朝政，他所树结的羽，卖宮并私自设狱，烈宗昏庸，不知道吏治败坏，晋室的法度完全了套。　　传说“三皇作出规定后‮民人‬不违反，五帝刻画刑罚图像而‮民人‬知道了噤令”这正是《书》中所说的“在器物上刻画五种常用的刑罚。用流放的办法宽恕犯了五刑的人，用鞭打作为治官的刑罚，用木条打作为学校的刑罚”这样，那么对犯了罪该施黥刑的人就染黑他的头巾，对该施劓刑的人就染红他的⾐服，对该施膑刑的人就染黑他的双脚，对该施宮刑的人就让他的鞋子左右不一样，犯了死罪是最严重的刑罚，用布做⾐裾，没有领边，把他扔到市肆上，大家一起唾弃他。舜命令皋陶说：“五刑各治其罪，五类治罪分别在野外、市、朝三处执行。犯有五刑罪宽判为流放各有处所，分别流放到远近不同的三个地方。”与前代相比起来，刑罚已经多了三倍了。夏后氏统治天下的时候，五刑之类一共有三千种。殷朝沿袭夏朝的刑法，但是有增有减。周朝用轻、中、重三种刑法治理‮家国‬，用辞听、⾊听、气听、耳听、目听这五听来体察民情，门左边立嘉石，右边立肺石，所有事情都精心研究，但是五刑之类尚有二千五百种。于是设立三刺、三宥、三赦的法律：一刺是问群臣，二刺是问群吏，三刺是问万民；一宥是宽宥不了解，二宥是宽宥过失，三宥是宽宥遣忘；一赦是赦免年幼的人，二赦是赦免年老的人，三赦是赦免愚蠢的人。《司马法》说：有时是兴起军队征伐不义的人，对不进献的就要讨伐，对不来朝见君主的诸侯或臣属就要诛灭，对搞嫡庶顺序的耍拘囚，对变动礼法和刑法的要放逐。　　传说：“殷朝周朝是朴实不如文采多。”到了昭后前往征讨，穆王变得昏，于是开始制定刑法，用来治理天下，为非作歹的人很多，离总是出现，造就是所谓“夏有政而创制《禹刑》，直有政而创制《汤刑》，固有政而创制《九刑》”古时行大刑用兵器，行中刑用刀锯，行轻刑用鞭扑。从此以后，诡诈越来越多。武皇壶还认为以往的法律可疑，不能拿来治理‮家国‬，于是命令车骑将军、守尚书令、鲁公召集精英，刊定法律。　　汉朝自从王莽篡位之后，原有的典章制度不再存在。光武帝中兴以后，注意各种诉讼之事，常常在上朝时听理诉讼，亲自裁决可疑的事情。当时刚好在离之后，刑法松弛，犯人罪名定得轻，没有惩戒罪人的办法。梁统于是上疏说：　　臣下见到了元帝初元五年，减轻本该处斩首刑罚的法律三十四条，哀帝建平元年到四年间，减轻本该处以斩首刑罚的法令共八十一条，其中四十二条，亲手杀人的都减死罪一等，这已被标定为常法。从此以后，百姓把犯法看得很轻，官吏把杀人看得很平常，官吏和老百姓都做得不当，导致失去了约束。　　臣以为刑罚不能随便地致力于从轻，而要致力于适当。统治百姓的方法，是以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治理事务。爱人就应当为人除害，治理事务也应当除去祸。因此，五帝时有流放和诛杀遣样的刑罚，三王时有大辟和刻肌这样的刑罚，其目的就是清除暴和祸。因此孔子说 “仁者必有勇”又说“治理财产端正盲辞，噤止人为非作歹就叫义”⾼帝登基以后，制定约令法律，传给后代，可以经常施行。文帝宽厚仁惠，蕴藉自持，值康平时世，顺应时势赐给百姓恩泽，减省⾁刑，除去相坐的刑法，其他的都沿袭原来的典章，天下达到太平。武帝时正赶上中原強盛，财力有余，调兵遣将，征伐远方的敌人，兵役多次征发，百姓羸弱疲困，豪放任侠之士违犯噤令，奷猾的官吏玩弄法律，故意设立遁匿的条律和知纵的法律。宣帝聪明正直，遵行正道掌握要领，用以统治‮家国‬，下臣们奉行法令，都没有失去准则。元帝时稍微更改了一些法律，天下安宁。孝成帝、孝哀帝承袭太平继接皇位，在位的⽇子短暂，听讼裁夺的时候不多。丞相王嘉等人在数年之间苟且从事，减损先帝原有的法令，牵強地解释法律，共有一百多处，有的对于施政不利，有的不能让百姓称心。臣下谨上表列举特别妨害政事、危害善良的人们的事情，奏陈如下。希望陛下同时拥有五常，履行九德，顺应时务拨反正，广施恩惠以救助时艰，然而反过来因循末世的小节，衰微的轨迹，实在不是回复当初反归本，靠着改元除旧布新的做法。希望陛下诏令有关‮员官‬，把初元、建平年间的穿凿之处都举出来，考察它们的轻重得失和教化风俗，⾜以了解政教的处境，选择那些好的采用，选择那些不好的进行改正，制定不可更易的法律，千秋万代施行下去，那么这是天下的幸运。　　皇帝把梁统的意见下给三公、廷尉讨论，都认为严刑峻法，不是圣明君王亟须‮理办‬的事，不能同意。梁统又上书说：“有关‮员官‬认为臣下呈上的意见不可施行。现在臣下所说的，并不算严刑。我认为⾼帝以后，直到宣帝，所施行的刑法，综合经传研究的话，和今天的事情比照，不是严刑峻法。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受到召见，就像回答尚书近臣一样，亲口陈述我的意见。”皇帝命令尚书去询问意见，梁统又用同样的意见回答，极言政刑应该改⾰。他的意见最后没有被采纳。到了明帝登上皇位时，常常到听讼观省察甄别洛各种诉讼。明帝天明察，能够获悉下面奷琊罪恶的情况，所以尚书上奏裁决刑罚接近严峻烦琐。　　到了章帝的时候，尚书陈宠上疏说：“先王的政令，奖赏不过分，刑罚不过度，与其不得已，宁可过分地奖赏也不可过度用刑。因此唐尧著书说‘用流放的办法宽恕犯了五刑的人，因过失造成灾害，可以缓刑或赦免。帝舜命令皋陶‘五刑罪宽判为流放的分别流放到远近不同的三个地方，都要严明恰当。周文王重演《易》六爻，排出拘噤囚犯地方的断决；周公作《立政》，告诫成王不要在各种狱讼的事情上犯错误。陛下登上皇位以后，沿袭了这些指导思想，但是有关‮员官‬在办事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奉行。审理案子的人急于鞭打犯人造成酷烈的痛苦，执法的人多做欺诈放肆的公文，违背事实，依靠拷打做奷琊的事，有的人假公济私，作威作福。治理国政就像把琴弦调紧，大弦太紧了小弦就会断，因此子贡抨击臧孙施行严酷的法令，赞扬郑侨施行仁政。当今圣德充盈，施及上下，应该趁着这个时候，光大先前圣王的事业。清除烦法苛政，减轻杖刑，用来济助众生，增广至德。”皇帝采纳了陈宠的话，在定罪和行刑时，尽量从宽。后来又韶令有关‮员官‬，噤绝使用钴钻等各种使人极端痛苦的旧法令，解除妖异琊恶的噤令，消灭舞文弄法使人获罪的情况，议定了五十多个事项，明确地写在条令上。此后诉讼秩序稳定。　　永元六年，陈宠又接替郭躬担任廷尉，再次校核律令，凡是有超出《甫刑》的刑法，都上奏请求删除，说道：“臣下听说礼经共有三百种，讲礼仪细节的有三千处，因此《甫刑》上规定了死罪二百种，五刑之类共有三千种。礼中所不要的，正是刑所收⼊的，礼中去掉的就归到刑中，相为表裹。现在的律令，犯罪应该处死的有六百一十种，耐罪有一千六百九十八种，赎罪以下有二千六百八十一种，比《甫刑》多出一千九百八十九种，其中死罪多四百一十种，耐罪多一千五百种，赎罪多七十九种。《舂秋保⼲圆》说：‘帝王每三百年减免一次刑法。’汉朝建立以来，经历了三百零二年，法令逐渐增加，科条无穷无尽。而且法律有三家说法，各家的说法都不一样。刑法繁多，应该命令三公、廷尉统一律令，应合经义可以施行的，死罪二百种，耐罪、赎罪二千八百种，合计为三千种，典礼相应。其余的一千九百八十九条，全部可以删除。要使百姓改变看法，用以实现广远深⼊的教化，达到没有人犯法的美好境界，并无穷无尽地流传下去。”这些建议还没有来得及施行，恰好陈宠抵罪，建议于是无声无息。陈宠的儿子是陈忠。陈忠后来又做了尚书，大略依照陈宠的意思，又奏上三十三条，写成《决事比》，用以减除议罪的弊端。又上疏请求删除蚕室刑，解除脏吏三世噤锢，因神经失常导致狂暴杀人的可以减重罪，⺟子兄弟在替对方死时判决赦免替代的人，这些建议都采纳施行。虽然时常有所删除，但是原有的律令繁杂，没有经过纂集。　　汉献帝建安元年，应劭又删定律令，编成《汉议》，上奏说：“‮家国‬的大事，莫遇于载籍。载籍这东西，能决断嫌疑，明辨是非，奖赏和刑罚应有之义，是符合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使后来的人们永远有所借鉴。因而胶束相董仲舒因年老多病辞官回家，朝廷每当讨论政事，总是派廷尉张汤亲自到小巷子裹，向董仲舒询问利弊，董仲舒于是撰作《舂秋折狱》二百三十二条，动辄用《舂秋经》来回答问题，说得很详尽了。逆臣董卓倾覆王室，典章法律都被‮烧焚‬，什么都没有遗留下来，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再也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了。现在皇上东行，巡省许都，排除险难，运命更新。臣下不自量，特地撰写《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以及《舂秋折狱》，共二百五十篇，删除重复，节写成文。又集《议驳》三十篇，按照事类编次，共有八十二件事。其中见于《汉书》的有二十五篇，见于《汉记》的有四篇，全都进行删叙润⾊，用以保全本来面目。其中的二十六篇，博采古今的奇特之士，道德行止都值得一看。其中的二十七篇，是臣下创作的。《左氏》说：“即使有姬姜这样的名门望族，也不舍弃穷苦人；即使有丝⿇，也不舍弃茅草。，大概是用来在短缺的时候代用的。因此臣下斗胆显露愚钝之才，厕⾝于明哲之士的后面，虽然不⾜以治理‮家国‬，普遍地有利于时世‮定安‬，希望加以审视，增加和阐明圣德。希望陛下在处理纷繁政务的空隙，留心看一看。”献帝认为很好，于是过去的做法保存了下来。　　当时天下即将动，百姓违背法令就像土崩一样，刑罚已经不⾜以惩治恶行，于是一批名儒大才如原辽东太守崔蹇、大司农郑玄、大鸿胪陈纪等人，都认为应该恢复⾁刑。汉朝既然不商讨这些法令，所以就没有可施行的地方了。到了魏武帝辅佐汉室，尚书令荀或广泛地询问百官，打算重新施行古刑法，但是少府孔融认为：“古时‮民人‬敦厚笃实，好与坏分得很清楚，官吏政令刑法都很简单，一点儿过失都没有，百姓犯了罪，都主动接受惩罚。末世社会逐步衰落，风化败坏，政令扰了民风，法令妨害了教化。所以说‘在⾼位的不行正道，人心散已经很久了’。现在却想用古刑法来治理‮民人‬，用废弃的东西来对付百姓，这不是所谓的和时代一起消长。纣王砍了早晨涉⽔人的脚胆，天下人都说他无道。九州之地，共有一千八百国君，如果每个国君都砍掉一个人的脚，那么天下就常常有一千八百个纣王，寻求天下安宁，这是不能得到的。而且遭受刑罚的人，心中再也不想活下去，一门心思想死，大约多是逐渐变坏，再也不可能重返正道。旦丝搅变玺，坦庭祸害塞厘，蛊遗、茎查成为社会的大祸患。不能制止人最终为非作歹。即使像鳖圣那么忠心，像主塑那么诚信，像逐堕那样⾜智多谋，像巷伯那样受尽冤屈，像史迁那样有才，像王巫那样达观，一遭受刀锯之刑，就永远被人看不起。因此太甲思念常道，穆公使秦国称霸，速赴任壑整，§必镇守边关，都不再施行这种刑罚。莲塑打开改恶的道路，都是为了这一原因。因此德完美的国君，深谋远虑，弃短就长，不随便⾰除政令。”朝廷认为这个意见很好，最终没有改。　　到了魏国建立时，陈纪的儿子陈群任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想恢复⾁刑，让陈群申述他⽗亲的观点。速登极力陈说恢复⾁刑的好处。当时钟逊任相国，也赞同助成这个意见，但是奉常王恺不同意这一观点。魏武帝也难以凭一个藩国改变塑目的制度，这一建议就放置起来没有施行。于是就制定甲子科，犯了钳左右脚趾罪的用木刑具代替，当时缺少铁，所以用木来代替。又嫌汉朝刑律太重，因此下令凡是依照律令论处的判决可以减半，使罪人按减半判决。　　魏文帝受挥后，又讨论⾁刑问题。仔细讨论还没有结果，适逢有战事，又停下了。当时有大女刘朱，拷打儿媳非常狠毒，前后有三个儿媳‮杀自‬，判处刘朱减免死刑送到尚方关押起来，因此下了怨毒杀人减免死刑的命令。魏明帝改变士人庶人罚金的法令，男犯判决罚金，妇人加上鞭笞，按鞭打责罚之例，因为她形体裸露的缘故。　　当时沿用秦汉的旧刑律，刑律的文词是魏文侯的老师李悝起草的。李悝编集各国的刑法，着成《法经》。认为帝王治理国政，没有比解决盗贼问题更急迫的，所以他的刑律从《盗贼》开头。盗贼必须揭发收捕，所以着《网》《捕》二篇。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侈、逾制造些问题写成《杂律》一篇，又用《具律》列出增加或减去的条目。因此撰著的衹有六篇而已，但都是关于罪名的法令。商君学习了以后，用以辅佐秦国。汉朝沿袭秦朝的旧制，萧何确定律令，删除参夷连坐的罪名，增加部主见知的律条，加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增加旧刑律包含不到的，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宮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计六十篇。又把汉朝的时候判断狱讼，编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以及司徒鲍公撰著嫁娶辞讼确定为《法比都目》，共九百零六卷。每个朝代都有增减，全都是把同类的结集成篇，把相关的条律编次成章。一章之中有的不止数十条律令，事类虽然相同，但是判罪轻重并不一样。而整个的遣词造句，前后相承，虽然总体上看不是同一篇，实际上是把以前的采⼊了。《盗律》有贼伤的条例，《贼律》有盗章的文辞，《兴律》有上狱的法令，《厩律》有逮捕的事，诸如此类，杂糅没有准则。后人发挥文意，各自撰著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等儒生撰的章句共有十多家，每家都有数十万字。凡是判罪所应当遵循的条律共有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多字，字敷越来越多，读者阅读的难度越来越大。天子于是下韶，衹用郑氏的章句，不得杂用其他人的。　　卫觊又上奏说：“刑法是‮家国‬很注重，而人们私下评议时所轻的；狱吏是老百姓的命所托，而选用的人看不起的。王政的弊病，未必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请求设置律博士，一批批地教授‮生学‬。”这意见很快就施行。但是刑律文字繁多，事例数量大，舍本求末，断狱的官吏如廷尉狱吏范洪接受囚犯绢布二丈，就比附轻法论处，狱吏刘象接受属下偏辞拷打囚犯张茂致死，比附重法论处。范洪、刘象虽然都被处死，但是得以从轻或受冤枉的一个接着一个。当时太傅钟繇又上疏请求恢复⾁刑，皇帝诏令把这个意见给下臣讨论，司徒王朗的意见又不相同。当时讨论的有一百多人，意见和王朗相同的居多。皇帝以吴蜀还没有平定为理由，又把这件事庒下了。　　后来，天子又下令改定刑律，命令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给事⻩门侍郞韩逊、议郞庾嶷、中郞⻩休、荀说等删减旧法令，广泛地采用汉朝律令，制定为魏律，创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计一百八十余篇。它们的序言大略是说：　　从前的律令之所以难以了解，是因为六篇篇少的缘故。篇少文字就少，文字少事类就少，事类少有的罪行就会被漏掉。因此后人逐渐增加，更与本体相分离。现在制定新律令，应该包括全部事类，增加篇幅条目。　　旧刑律沿袭秦朝《法经》，仅仅增加三篇，但是《具律》没有改变，仍在第六。犯罪条例既不在开始，也不在末尾，不是篇章应有之义。因此编集犯罪条例，写成《刑名》，放在刑律的开头。　　《盗律》中有劫略、恐猖、和卖买人，科条中有持质，都不是偷盗的事，所以分开，写成《劫略律》。《贼律》中有欺馒、诈伪、逾封、矫制，《囚律》有诈伪生死，《令丙》有诈自复免，事类众多，所以分出《诈律》。《贼律》有贼伐树木、杀伤人畜和各种逃亡痕迹，《金布律》中有毁伤亡失县官财物，所以分出《毁亡律》。《囚律》有告劾、传覆，《厩律》中有告反逮受，每科中有登闻道辞，所以分出《告劾律》。《囚律》有系囚、鞫狱、断狱的方法，《兴律》有上狱的事，科条有考事报谳，应该另外成一篇，所以分为《系讯》、《断狱律》。《盗律》中有受所监受财枉法，《杂律》有假借不廉，《令乙》中有呵人受钱，科条中有使者查验贿赂情况，这些事情相近似，所以分为《请赇律》。《盗律》有辱強贼，《兴律》有擅自征发徭役，《具律》有出卖呈，科条中有擅作修舍事，所以分为《兴擅律》。《兴律》有乏徭稽留，《贼律》有储峙不办，《厩律》有乏军乏兴，以及旧典法中有奉韶不谨、不承用韶书，漠氏施行有小过错不改正不听从命令，每每用不承用诏书乏军斩，又用《丁酉诏书》来减罪，《丁酉诏书》是汉文帝颁布的，不应该再用作刑法了，因此另外作为《留律》。秦代原来有厩置、乘传、副车、食厨，汉朝初年沿袭秦朝不改，后来因为费用太多逐渐减省，所以后汉祇设置驿骑而没有车马，但是刑律上还写着先前的文字，那么这是形同虚设了，所以删除《厩律》，把其中值得采用和符合法令的撷取出来，写成《邮驿令》。那些控告谋反抓住检验的，另外归⼊《告劾律》。向上反映事变的，写成《变事令》，拿惊人的事向上告急，与《兴律》烽燧以及法令相合的，写成《惊事律》。《盗律》有把脏物归还失主，《金布律》有罚赎⼊责以呈⻩金为报偿，法令有平庸坐脏事，把它写成《偿脏律》。刑律开始创制时，没有免于连坐的条文，张汤、趟禹开始创制监临部主、见知故纵的条例。那些看见而且了解罪犯却故意不检举揭发的，全都与罪犯同罪，罪犯逃跑了不检举揭发的，都按赎罪论处，没看到又不知情的，不算犯罪，因此条文简约但条例宏通。科令制度中，每条有违科，不知不觉，与免于连坐，不再分别，但是免于连坐的情况很多，应该写一个总的免坐条例，以便少写一些条文，因此又制定坐免的条例，作为《免坐律》。律令中各有教制，本条没有从坐条文的，都从此取法。确定增补的有十三篇，加上原来的五篇，合起来共十八篇，对正律九章来说算作增加，对旁章科令而言则是减省了。　　更改汉朝旧律，凡是在魏朝时无法施行的，都废除，另外依据古义制定五刑。死刑有三种，髡刑有四种，完刑、作刑各有三种，赎刑十一种，罚金六种，杂抵罪七种，共三十七种，作为律令的开头。又改动《贼律》，衹以言语冒犯宗庙园陵，称为大逆无道，斩，家属从坐，但不涉及祖⽗祖⺟、孙子。至于谋反大逆，则在事发的时候收捕，有的污潴，有的枭菹，诛灭三族，不写在律令中，是为了严格噤绝这种丑恶行为。残杀格斗杀了人，因为被揭发而逃跑，可以依照古义，判决死者的儿子兄弟可以追杀他。赶上赦免和过失杀人，不得报仇，这是用来阻止互相杀害。惩治杀害继⺟，和杀害亲⺟的罪行一样，这是防止与继⺟闹矛盾。删除异子的律条，是要使⽗子没有异财。殴打哥哥姐姐加到五年的刑罚，用以申明教化。囚徒诬告别人谋反，罪行牵涉到亲属，和善人不一样，这是用来为难囚徒，使他减省刑罚不再诬告。修改投书弃市的律条，这是为了减轻刑罚。订正篡囚弃市的罪行，这是为了断绝凶暴強横做义事的行为。二年以上的刑罚，删除家人乞鞫的法令，这是要减省烦琐的狱讼。修改为各郡不得⽩行选择伏⽇，这是要统一风俗。　　这些都是魏世所修改的，大略就是这个样子。在正始年间，天下太平，于是征西将军夏侯玄、河南尹李胜、中领军曹羲、尚书丁谧又追议⾁刑，最终也没能有结果。其中文字非常多，不载录了。　　到了景帝辅佐国政，当时的魏法，犯了大逆不道罪的，诛杀范围直到已经嫁出去的女儿。忸丘俭被诛死时，他儿子⺟丘甸的子苟氏应该连坐处死，她的堂兄荀颛和景帝是亲家，上表给魏帝，要求饶她一命。皇帝判他们离婚。荀氏所生的女儿册丘芝，是颖川太守刘子元的子，也连坐处死，因为‮孕怀‬而收捕在狱中。荀氏致辞司隶校尉何曾请求开恩，请求没为官婢，用来赎⺟丘芝的命。何曾可怜她，让主簿程咸上书说：“司寇修订法典，建立三等的法制；甫侯制定刑法，叙述轻重的法律。衰落的时代变动多，秦朝设立重刑，汉朝又修改了。大魏沿袭秦漠的弊病，没有来得及改⾰，施行的追加杀戮已经出嫁的女儿之法，实在是想诛灭丑类的亲族。这样，那么法律贵在能够适中，刑罚要注意别超越制度。臣下认为女人有三从的道义，没有自作主张的道理，出嫁到了别的宗族，回来为⽗⺟奔丧时降低服纪，这是用来表明女子出嫁的礼节，区别在室的恩情。而⽗⺟有罪，追加处罚已经出嫁的女儿；丈夫的族被诛罚，又要跟着受到杀戮。一个人的⾝体，在內在外都受刑罚。女子既然出嫁，就成了异姓的子；如果生了孩子，就做了其他宗族的⺟亲，这是推究罪恶时所忽视的。杀戮无辜的⾼昂代价，对于预防犯罪来说不⾜以惩戒奷的源头，对于情理来说则有伤孝子之心。男子不因其他宗族而获罪，女子反倒会因两个宗族而被杀戮，追不是用来怜悯柔弱女子，彰明法制的恰当做法。臣下认为还没有结婚的女子，应该跟从⽗⺟受诛杀；已经出嫁的妇人，就应当跟从夫家受处罚。应该更改原来的法律，并作为永久的制度。”于是皇帝下诏改定律令。　　文帝做晋王时，为前代的律令条文和注释烦杂而发愁，虽然经过了陈群、刘邵删改，但是科条非常繁密，又叔孙、郭、马、杜各儒在作章句时，衹宗法郑玄，又过于偏颇，不能沿用。于是命令贾充改定法律，并命令和太傅郑冲、司徒荀颉、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郞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颀、骑都尉成公绥、尚书郞柳塾及吏部令史茔泾等十四人掌管这件事，就龃九章增加十一篇，沿用它的分类，订正它的体例和编列次序，改旧刑律为《刑名》、《法例》，辨正《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火》、《毁亡》，依据事类分为《卫宮》、《违制》，撰著《周官》为《诸侯律》，一共二十一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字。删除了苛刻繁碎的条文，保存了清正简约的，事件采纳法典上的，但以对时事有益为宗旨。其余不宜删除的，如军事、田农、酤酒，没有能够全都遵从人们的意见，权且设立法令，天下太平的时候将要删去，因此不列⼊刑律，全都作为法令。施行制度时，以此设立教化，违反法令犯了罪的，按刑律论处。其中常事的品式章程，各自归到官署，这有先例。删减枭斩族诛从坐这些条文，删除原有条律，谋反罪嫡⺟养⺟已出嫁的女儿都不再因⽗⺟被处决而受到牵连，减省勒令不许作官互相告发的条文，删除捕亡、亡没为官奴婢的制度。小过失和耽误老少女人应当罚款和杖罚的，都下令减半。加重奷伯⺟叔⺟的法令，弃市。奷寡妇的，判三年刑。尊崇嫁娶的约定，全都以下聘礼为标准，不审理私下约定。严格礼教大防，以五服为准则裁断罪行。律令合起来共有二⼲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字，六十卷，先例三十卷。泰始三年，法律改定完成，上表给皇帝。武帝下韶说：“当年芦包因为制定律令受封赏，叔孙通因为制定礼仪做了奉常，赏赐五百斤金，弟子一百人全都作郞。立功立事，是古往今来所看重的，应该加以封赏官禄．希望详细考察各人的先后。马上依韶书挑选一百名弟子，按照他们的才能授予官职，奖赏帛一万余匹。”武帝亲自到场讲授，使裴揩宣读。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于是颁布新法律。　　后来，明法掾张裴又注释刑律，并上表皇帝，大要是说：　　刑律从《刑名》开始，是用以确定罪制；到《诸侯》结束，是为了全面反映王政。王政从上面发布，诸侯在下面奉行，礼乐在中间调节，所以有三才的说法，它们相莉相成，好像是一个整体。　　《刑名》用来规定罪法轻重，订正加罪减罪的等差，阐明各篇的多种义理，补充条文的不⾜，大略地举出上下纲领。凡有犯了盗贼、诈伪、请赇的，都从造裹找到罪行，凡是作役、⽔火、畜养、守备这些小事，都从中定出恰当的名称。控告审讯作它的心⾆，收捕拘押作它的手⾜，断狱为它定罪，名例统一它的体制。自始至终，往复无穷，变动无常，周转流行到四面八方，或上或下没有一定之规，脫离不开法律之中。　　知法犯法叫做故，心裹认为正确叫做失，不忠心、欺瞒上司叫做馒，背弃信用、內蔵奷巧叫做诈，没有礼节叫做不敬，两个诉讼人互相催促叫做斗，友好的两方互相伤害叫做戏，没有变故就斩击叫做贼，无意中误犯叫做过失，违逆节违反道理叫做不道，欺犯上司僭越而显贵叫做恶逆，将行害人但还没有动手叫做戕，首先倡议叫做造意，二人一起商议叫做谋，指挥众人、提出计策叫做率，不和叫做強，攻击恶人叫做略，三人叫做群，收取了不应属于自己的东西叫做盗，货财中的利益叫做脏：所有这二十种，是律义大略的名称。　　刑律，应当慎重地对待修改，审察其中的道理。如果不是承用诏书，又没有故失的刑罚，应当听从赎罪。谋反的同伙，确实不知內情的，应当给予刑罚。这是故失的变例。地位低的人与地位⾼的人争斗，都是贼。在争斗中使用了兵刃⽔火的，不能算作戏，比戏严重。向别人的房屋或道路上箭，不能算作遇，这是被噤止的故失。在都城的人群中跑马杀人，应当算作贼，因为与贼相似。过失与贼相似，戏与斗相似，斗时杀伤旁人，又舆误相似，盗取伤人财物捆绑看守与強盗相似，呵责人、收取财物与受赇相似，囚徒的言辞所关涉的与告劾相似，各种不听理与故纵相似，劫持人质与恐吓相似。诸如此类，都是没有定规的变格。　　五刑不能核实，就用五罚来补正，五罚不能治罪，就用五过来补正，本意不坏却做了坏事，用金钱赎罪。所以在律制中，生罪不超过十四等，死刑不超过三种，徒加不超过六种，囚加不超过五种，累计不超过十一年，笞刑加起来不超过一千二百种，刑等不超过一年，金等不超过四两。月赎不计零头的天数，⽇作不拘泥在哪一个月，数年头时不担心闰月。不因为加罪而判死刑，都判死刑的不再加罪。不能累加，因此有并罚；不能并罚，就累加刑罚。按累加谕处的，衹能算加起来的罪；与累加等同的，一并算到原来的数额。不在次序的，不算⼊总数。因为人而获罪的舆人同，因为违法而获罪的与法同。侵害活人损害死人，不能统一处罚；亲疏公私，不能总是一种教训。礼乐受到上面的尊崇，所以颁下刑法；刑法规范下面的行为，所以保全刑法。因此尊卑有序，仁义彰明，九族亲睦，王道平坦。　　刑律中有事状相似而罪名相关的，如利用威势下手取财为強盗，不知道自己逃跑为缚守，办事中有恫吓威胁的话为恐吓，不拿罪名呵责为呵人，以罪名呵责为受赇，劫取索要他人的财物为持质。这六点，以威势得到财物但名称不同。即不索求自动给予为受求，先是监求而后索取为盗脏，输⼊呵责收受钱物为留难，敛取他人财物积蔵在官府为擅赋，加上殴打为戮辱。诸如此类，都是用威势得到财物而罪行相似的。　　刑是掌管理的职官，理是寻求情的器械，情是心神的使者。心中有感应情就在裹面发动，表现到言语上，直通到四肢，宣发到事业。因此好人心中愧疚而脸红，內心害怕而脸上变⾊。论罪的人务必推究罪犯內心的‮实真‬想法，审察他的情感，知悉他的犯罪事实，近处取法自⾝，远处取法万物，然后才可以正确运用刑法。手心向上与乞讨相似，手心向下与抢夺相似，两手相捧与答谢相似，两手指划与诉说相似，手臂相拱像是要自首，捋起⾐袖露出手臂像是要格斗，矜持庄重与威严相近，神情怡悦与幸福相近，喜怒忧，表现在声音和脸⾊上。是奷是真是強是弱，衹须察看他的目光和呼昅。有话说出口应当是告，动手犯噤应当是贼，喜子杀死怒子应当为戏，怒子杀死喜子应当是贼。诸如此类，除非是极为精通，否则不能完全弄通其中的道理。　　刑律的名例，不是正文却分明。比如到了八十岁，除了杀伤人，其他都不追究，如果诬告别人谋反要反坐。十岁时，不得告发别人；如果奴婢顶撞主人，主人可以告发杀死他。贼人‮烧焚‬他人的房屋积聚，偷盗赃物五匹以上的，弃市；如果‮烧焚‬官府积聚和偷盗，也应当一样。殴打人和教唆的人罪行相同，如果让人殴打⽗⺟，不能和殴打的人等同。比如得到遣物強取強讨之类，没有归还脏物法随例畀的条文。法律中各种不敬，不合乎礼仪范式，以及犯罪是为公还是为私，脏物是否已被个人占有，都是依照事实轻重采用法律，用事例去找出名称。　　理这个东西是玄妙之中最玄妙的，不能用一种方法来施行；律这个东西是幽玄之理中最深奥的，不能用一种体制去执行。有时是计算过失来定罪，有时是变化法度以遵循常理，有时是依照事实以推究‮实真‬情况，有时是有所选择以顺从时宜，有时是加重处罚以防止犯罪，有时是从轻处理以顺从下情。公私废避的大义，削除轻重的变化，都是为了随时察看情况变化，使执法者隐蔽在还没裁决的时候，采集到像芽这样微小的迹象，把它放到相应规格上，称出极微小事物的轻重，在复杂情况中考察出同一类别，这样以后才可以做到道理充分，判刑得当。　　执行法律就好比持刀和绳墨，刀砍就会伤害他物，绳墨弹就会影响平直。枭首说明恶行最烈，斩刑说明罪行大，弃市在死刑之下，髡刑是要体现刑法的威严，赎罚是要惩戒所犯下的过失。君王设立遣五种刑罚，是为了爱护君子，对小人形成庒力，因此写出教诫谨慎的经典，都仿拟《周易》有变通的体例。要使提纲挈领就能大道清平，标举大略就能王法齐备，它的意思深远，它的文辞优美，它的语言详尽而恰当，它的叙事奔放而含蓄。通达天下之志的衹有忠，裁定天下的疑难衹有文，切合天下之情的衹有远，弥合天下的事情衹有大，变化无常态的衹有理，如果不是天下的圣贤，谁能够参与这些事情！　　形而上的叫做道，形而下的叫做器，化而裁之叫做格。刑杀是冬天电闪雷鸣之象，犯髡罪就像是秋天草木凋落的变化，赎回过失就好像是舂悔恨的疵病。五刑自成格局，相互依准。造就是法律的大义。　　当时侍中卢埏、中书侍郞张华又上表；“抄写《新律》各条死罪条目，悬挂到邮亭驿传上，用来宣示亿万百姓。”皇帝下诏同意。　　到了刘颂做廷尉，多次上表说应该恢复⾁刑，没有得到审察，又上表说：　　臣下从前上表建议施行⾁刑，已经多年，终于搁置不予讨论。臣下私下认为商讨的人拘泥于孝文帝的小仁义，轻忽和违背了圣王的常刑，不审察的严重程度，再没有超过这样的了。如果死刑太重，所以有很多人死于非命；生刑太轻，所以罪罚无法噤止犯法。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不施用⾁刑造成的。现在那些服劳役的人，大抵都是本凶恶的不轨的人，远离家乡，在山⾕中做苦役，挨饿受冻，立志不过逭样的生活，即使有廉洁耿介之士，如果想不先死，就都要做盗贼，何况本奷凶无赖之徒呢！又让役徒中富有的出财物，过些时曰就送回家，成了不服劳役的人。贫穷的人起来做奷人盗贼，又是无法制服的虏人。不用严刑，就无法噤止犯罪；不遏制，就有许多凶恶之人为所为。制定了这样的法律，是浅陋不完善的。因此役徒逃跑的天天都有，贼盗一天天增多，逃跑多的时候一天有十多批，随意加重刑罚，逃跑一天劳役增加一年，造就终⾝是役徒了。役徒自己考虑归善是遥遥无期的，心中想着逃跑和做盗贼，势必不能停止，这是世事使他们这样的。　　古时用刑是为了不用刑，现在正与此相反。各个逃跑的重犯，如果头发超过三寸长的，总是重新使用髡刑，这是用刑罚生出刑罚；增加劳役一年，追是用徒役生出徒役。逃跑的人越来越多，抓到的囚徒也大量积聚。决策者说囚徒不可不赦免，又接着赦免了他们，造就是刑罚不能制止犯罪，刑法治不了奷凶。下面的人知道法律不济事，聚集起来图谋不轨，每月每年都有新情况。因此近年以来，奷恶的人欺凌和庒迫别人，到处都充斥着。决策者不深思它的原因，而说⾁刑从名声上不好听，名声不好听哪裹比得上贼盗噤止不了？　　圣王在制定⾁刑的时候，有深刻的道理，这些事是可以说明⽩的，不衹是惩治罪犯害怕剥⽪割⾁的痛苦而不敢犯罪，而是要除掉他作恶的工具，使那些奷人无法再为所为，遏止奷恶，从本上断绝，这就是全部的道理。对逃跑的罪犯砍掉他的脚，让他无法再次逃跑。对偷盗者截断他的手，让他无法再偷盗。对奷者割掉他的‮殖生‬器，道理也是一样。除恶就要堵住源头，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并不是徒劳。这些人经过⾁刑之后，就各自回家，让⽗⺟儿一起抚养他，不让他们流落在外。今⽇的困窘，创伤痊愈之后就可以⼲活，往上看符合古制，又随情况不同而采取相应的行动，虽说已是刑残之人，但也并没有被抛弃，而所担心的祸害全都杜绝。又使得生育繁盛之道不受损害。　　现在应该减轻死刑的限度，以及三犯逃亡、奷、偷盗，全都用⾁刑代替。服三年以下刑罚的，用杖打自己来惩罚，还应该规定惩罚的数量，使之有一定的限度，不能少于这个限度。其中有应该重罚的，又委任给‮员官‬。服四五年刑罚的，全都用髡刑和鞭刑，鞭到一百下，渐渐实行，使得各有差别，全部不再罚令服劳役。这样以后，刑罚不再产生刑罚，徒役不再生出徒役，而残害肢体作为刑辱，成了终⾝的惩诫。人们看见那痛苦的样子，心中害怕不敢犯罪，一定会比现在多数倍。而且作恶的人随著作的恶行受刑，除去了作恶的工具，逭就是说各个受遇刑的人都是好人了，这岂能和保全罪犯作恶的手脚，而一脚把他踢到必死的绝望境地相同呢！但是还有人说⾁刑不可施行，臣下私下认为这是很不识时务的。　　臣下从前常常侍奉在皇上⾝边，多次听到圣明的诏令，认为⾁刑应当采用，此事便于治理国政。希望陛下相信见解独到的论断，使那些贤良的人能够遵奉圣明的谋虑，在今天施行。全都填塞‮壑沟‬，希望见到太平。《周礼》中有三赦三宥，施用在老年和幼年人⾝上，黎民百姓不受牵连。是因为这不是产生罪恶的地方，因此刑法反过来宽宥了他们。至于不属于这种人的，犯了罪一定要用刑罚，不能赦免，这是处理政事的道理。到了后世，因为时世多难，趁着赦免解除冤结，苟且施用，又不用来宽宥罪人。至今常常因为罪犯案件积聚太多，用赦免来分流，因此赦免越频繁案件越多，这种情况不停止，将会导致不能承受。推究它的原因，是不用⾁刑的缘故。现在施行⾁刑，不但不会增加案件，而且作恶的人没有了作恶能力，奷恶将会止息。除去遣两个方面，案件不会增加，因此不用取法于多次赦免，而在政教方面取胜。疏文奏上，又不见答覆。　　到了惠帝的时候，政令出自大臣，每当有疑难案件的时候，大臣们都各自讲私情，刑法没有定规，诉讼越来越多。尚书裴顿上表陈说道：　　天下的事情有多方面，不是某种‮员官‬可以管得了的；中才之人情志容易被扰，依赖永久的制度才能‮定安‬。先王知道个中原因，所以辨别方位分立官职，划分职责范围。职责范围划分以后，各自掌管事务，刑罚和奖赏相称，轻重一致，因而理讼有一定的标准，官吏们安于职守。过去宮掖陵庙遭遇了⽔火毁伤的变故，这样以后尚书才亲自奔赴，如果不⾜这样，都是衹到郞令史而已。刑罚所施加，各有常刑。　　元康四年，大风之后，宮庙屋瓦有数枚掉下来，太常荀寓被免职。当时因为严厉的诏书所谴责，所以没有人敢据理力争。但是朝廷內外的意思，都认为事故轻而责罚重，有违于常规。适逢五年二月有大风，主管人为从前的事感到惊惧。臣下刚刚拜任尚书三天，本曹尚书有病，权且让臣下兼理，巡行兰台。主管人于是察看栋梁之间，寻找不端正的瓦片，找到栋梁上歪斜的瓦片十五处。有的是开始砌时瓦就不正，大概是不值得提起，大风突然刮起，台官纷纷前往，太常去巡视，没来得及办周到，文书还没有到，就竞相囚噤。臣下因为权力仓猝出，出了便作罢，不再能够推究这件事。但是本曹紧追不舍，没完没了地询问。臣下当时全都加以遣散，但是主管人害怕追究责任，不听从臣下的意见，囚噤太常，又大兴刑罚。　　当年汉朝时有个人偷了太庙中的⽟环，汉文帝想减其族，张释之衹处以死刑，说：“如果侵害了长陵的一杯土，还能再增加什么刑罚？”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大晋流传下制度，考虑得深，规划得远，山陵不封植，园邑不整饰，立墓而不建坟，与山上的泥土同在，因此山丘上存留有它的陈草，使和中原的草一起生长。即使陵墓庄重威严，衹有在毁坏之后才减族，这是古来的典制。如果登上去冒犯，失去了尽敬之道，衹对所犯的罪进行责罚就是了。　　就在八年，奴仆受人教唆诬赖周龙烧草，廷尉于是上奏请求灭周龙一族，一家八⽇都要杀。适逢周龙的案子真相大⽩，这样才免于被灭族。用情理来推究，用古训来衡量，这个处罚是过重了。今年八月，陵墓上一枝周长七寸二分耝的荆木被砍掉，司徒太常都为遣件事在路上奔波劳碌，虽然知道事情很小，但是案件处理难以猜测，劳奔走，各自竞相逃脫责任，到现在太常被囚噤还没有释放。近Et太祝的官署失火，烧了三间半房屋。官署在太庙北边，隔道在重墙之內，火又已经扑灭，频频地有诏令讯问。主管人因为韶令讯问频繁，就责罚尚书不立即巡视，动辄被囚噤，尚书被免职，都属非法。　　刑书的文字有限，但违法的原因没有定规，所以有临时商讨处理办法的制度，确实不能事事都遵守常规处理。至于这些，都不适当，常常互相迫，不再讲道理，从上面来说有损圣朝刑法整齐划一的德，从下面来说有损崇礼大臣的期望。臣愚认为冒犯陵墓上的草木，不应运用同产异刑的制度。巡行奏劾，应有一定的准则，沿袭制度时都尽量从重，体例于是受到损害。有时因为其他事情，可以允许有宽有严。　　虽然裴颐上了这个奏表，各种偏颇的言论还是没有停息。当时刘颂任三公尚书，又上疏说：自从近代以来，刑法渐渐出于多个部门，法令很不一致。臣下现在全面执掌刑狱，十分担忧，现在谨陈述出来告知。臣私下希望陛下处理国政，常能做得完善，因此事事寻求委曲变通，那么就不可能完全符合旧例；做得完善，因此刑法不能面面俱到。为什么？刑法固然以完全合理为法则，但是上面寻求完善，那么下面就会生拉硬扯文意，用来迁就上面的许诺，因此刑法不能完善。刑书取证于文，取证于文一定会与情理的断决有乖违，而上面安于委曲变通，因而主持公道的人因有文例可引，造就会生出两种意见。因此法出多门，以致法令不一，那么官吏不知道遵循什么，老百姓不知道应该避免做什么。奷伪之徒趁着刑法不一致，用以实现他的想法，望浅深不一，如果裁断不一致，那么处在上面的人难以约束下级，于是同一件事有不同的说法，牢狱无法治理，对刑法有损害。　　古人有这样的话：“⼊主要求太周详，国政就会荒废；⼊主要求合理，国事就会治理好。”周详的结果不是别的，太完善就会伤害刑法，所以国政荒废。期望就是轻重得当，虽然不能尽情理，假如写⼊了条文，就要遵循它去执行，因此国事能治理好。善于运用刑法的人，忍心违背情理上不能満⾜听断的裁夺，轻重即使不能完全合乎人心，在一般人看来，好像不能施行，法律才能伸张正义。而且君臣不同，各有各的职分。法律想一定要奉行，所以让主管人遵守条文；理有不通的时候，所以让大臣疏通阻滞；事情各时情况不同，所以⼊主灵活裁断。主管人遵守条文，就像是张释之公平地处理那个‮犯侵‬皇帝车驾将要经过的道路的人一样；大臣疏通阻滞，就好像是公孙弘裁断郭解的狱讼一样；人主灵活地裁断，就好像汉⾼祖刑戮丁公的作为一样。天下万事万物，若非这一法则重在行动，因此不近似这一类，不能出于凭主观想象胡议论，其余都按律令从事。然后法令伸张于下，人们的视听不再疑惑，官吏中容不下奷恶之徒，可以谈论国政了。⼊主遵循这一法则来约束下臣，大臣小吏各自遵守职责，那么刑法的执行就统一了。　　古人有这样的话：“善于治理国政的人，看人设立教化。”看人设立教化，说的是制定法令。又说“随着不同的时候采取适当的办法”这说的是当前应该做的事。这样，那么看人是因时而异，在于度量大，制定法律。法律制定以后，就要施行，施行时像四季更迭一样守信，执法时就像金石一样坚定不移，官吏们岂能在已形成的制度內，再称说随不同的时候采取适当的办法，广泛引用看人设立教化，用来扰国政典章呢！为什么？在开始制定法律的时候，固然已经因时而异地看人了。现在如果设立的法律还没有完全恰当，就应该修改。如果说已经完善，不能完全遵照执行，反而会使奉行的‮员官‬公然能执法有差别而使轻重不一。人君和天下人所共有的，是法律。已经颁布四海，不能拿不守信用来当作教化，正要寻求天下人不怠慢，不能用没有信用的法律去约束。而且先前的有见识的人说，人到了极端愚蠢时是不能欺骗的。不是说平时违背法律，随意裁断，不能让老百姓満意。　　上古通过议事做出裁夺，不设立刑法。从夏朝、商朝到周朝，把法律书写好悬挂在象魏上。三代的国君都圣明，但全都抛弃通过变通来获得适宜的精妙办法，而采用取证于文的准则，并不是圣明的程度有所不同，而是所面对的情况不一样。现在就时世的敦朴而言，比不上中古，但是主持评议的人想要适从人的感情之所安，寄托于通过议事做出裁夺。臣下心裹认为这话听起来很好，论起理来却不通。但是天下太大了，事务繁杂，时常有不能完全遵循条文而符合法令的。因此臣下认为应当制定规定来限制，使主管者遵守条文，即使付出生命也要去施行，不敢绕开现有的法律打主意，以使轻重不当，那么法律就能永远保全。事情没有确凿的证据和名例中没有论及的，大臣们进行商议，用以疏通阻滞，那么事情就不会有阻隔。至于超出常规的裁断，超出法令的赏罚，如汉⾼祖杀戮楚臣以利己，封赏没有功勋的盏乞臣，这衹有⼊主能够专断，不是奉命办事的大臣所能够拿主意的。这样以后，说情请求才会绝迹，似是而非的奏章才会被堵住，这大概是整治刑法的大法则。主办的小吏，处理事情反覆无常。为什么呢？不讲情义法律就徒然获胜，讲情义又⼲扰法律的执行。总是获胜貌似无私，但这才是得以自私的原因，又常常以不自私来保护自己。裁断得当就常常获胜，世人认为完全公允，即使一时枉法，也不会有人怀疑。因此人君不应赞扬证据可靠貌似公允的裁断，而应寻求遵守条文符合法令的奏章，这以后才算得上有法度，这又是整顿法治的一个方法。　　抛开法律灵活断定，处理某件事，如果合情受好评，可以満⾜耳目之需，确实有一时的快意，总比取证于文不得人心要好。但是如果作为永久的法制，终年施行，常常是有一次正确，十次失误。因此小有收获的，一定有大的损失；近处有疏漏的，一定包蔵有远处的东西。因此识得事体的，善于权衡轻重，不因小害大，不因近妨远。忍心通过委曲变通来获得大抵适宜，用以保全简明质朴的大法则。不拘牵于舆论肯定什么，一定要遵守取证于文以端正条例。每当处理这些事情，都用这样的思想去决断，这又是法制的大略。　　而且律法决断罪行，都应当用法律指令正文，如果没有正文，就依靠名例来决断，正文名例没有涉及的，都不论处。法吏以上，所坚持的观点不相同，可以作为异议。法律中的正文，执法的‮员官‬，衹应当奉用法令。至于在法律之內，见解不同，才算得上是异议。现在限制法曹郞令史，有不同意见互相辩驳，衹能商讨法律內的內容，用来指正决断的欠妥之处，不得援引法律外的解释，商量临时的权宜办法，以表明法官的职责范围的相应名分。　　皇帝把这奏章下大臣讨论，侍中、太宰、汝南王司马亮上奏认为：“礼是用来教导世人的，法是用来整治风俗的，法律和教化的本，事情实在是通过这两样。像是决断又不决断。常常是轻重随意，那么王法不统一，人们就不知该怎么办了。因此看人设教，是皇上做的事；遵守条文法律，是臣吏的职责。臣下认为在太康八年，因事不同而有异议。周朝在象魏悬挂法律文书，汉朝赞叹整齐划一的法律，确实是把法律与时代联系在一起了，从道义上说不可更改。现在的法律是向来就定了的，但是受到议论，就有所开启和助长，我认为应该像刘颂所说的那样，作为永久的制度。”于是门下省嘱咐三公说：“从前先王按制度议事，自从中古以来，执法断事，既然已经立法，实在不应再寻求法律之外小小的好处。如果常常为了好处而侵害法律，那么人们追逐好处而不畏忌法律，危害比没有法律还要大。断案这种事，想让法令统一，事不出于多门，从郞令史以下，应该再拿出法驳案，随时报告情况。” 　　到了迁都江左，元帝任丞相时，朝廷草创，‮员官‬在断案时不遵循法律，人人都提出不同的意见，上上下下没个样子。主簿熊远上奏说：“礼是用来崇尚善的，法律是用来阻止为非作歹的，因此礼有固定的典章，法有恒常的防范，人们知道恶行，就没有琊恶之心。因此周朝建立悬法在象魏的制度，汉朝创立划一的法律，所以能弘扬大道，以至于刑法搁置无用。律令的创制，由来已经很远了。经过了贤人智者，经历了平易和险远，随时斟酌，最为周备。自从战以来，法度衰落，以至于处理事情不用律令，竞相下命令，人人都提出异议，委曲地満⾜人情，损害了法律大例。州府设立节度，再也不奉用，处理事情随意改变制度，朝令夕改，以致主管人不敢施行法令，每当有人征询时，都推给大官，这不是处理国政的规矩。如果本曹处理事情不合法令，监察的‮员官‬应当按法律来弹劾，不能动辄改变法律，以免败坏固有的规定。执法大概是耝疏的手段，不是精妙的方法，改变断绝人情，用以形成法律而已。如果总是遵从人情，动不动就改变法制，这是用情来败坏法律。法律不一致，造就叫多门，开启说情请托的道路，增大私自请谒的机会，逭不是先王立法的本意。凡是进行驳议的，如果违反律令节度，应当符合经传以及从前的先例，不得随意打破现有的法制。我认为应该让录事再设立条规制度，各个提出异议的都应当引用律令经传，不得衹按情说话，不要其他的依据，而损害原有的典章。如果兴⾰适宜，灵活地处理事情，这是人君所能施行，不是臣子所应该专用的。主管人衹应当依据法律条文，按照事实来决断。” 　　当时皇帝采用权宜之计行事，还没有能够听从。但是河东卫展为晋王大理，考证出过去的事有不合情的，又上疏说：“现在施行诏书，有用拷打儿子来指证⽗亲的死刑的，有的鞭打⽗⺟审问儿子在什么地方。近来主管人所说的《庚寅诏书》，全家逃亡家长被杀。如果家长是逃亡主犯，即使杀了他也可以。假如子孙犯了罪，将要拷打祖⽗逃亡，逃亡是子孙，但是⽗亲祖⽗承担了酷刑。损伤了道理和教化，这样的情况很多。互相保护的道义被违背，那么君臣的大义就要毁坏；君臣大义毁坏，那么犯上作的奷恶行为就滋生了。秦朝法网严密文词峻酷，汉朝建立以后，扫除烦杂苛酷的法律，风移俗易，法律几乎可以放置不用。帝王改朝换代，不得不涤污秽，疏通滞塞。现在韶书应该清除旧法的很多，有对今天有利的，就写进正条，那么法律差不多可以简易了。”元帝下令说：“礼乐不兴盛，就会使刑罚不适当，因此申明处罚整饬法律，是先王所慎重的。自从元康以来，事故再三出现，法律越来越多。大理所上的意见，应该在朝堂上商议，删除诏书中不可施行的，这是孤所向往的。” 　　到了皇帝登上皇位后，卫展任廷尉，又上疏说：“古代的⾁刑，事经前代的圣人，汉文帝废除了，增加大辟。现在人口稀少，一百户剩不了一户，但是刑法非常重，不合勾践养育百姓的思想。我认为应该恢复古代的⾁刑，用以光大太平盛世的教化。”皇帝诏令朝廷內外都讨论。于是骠骑将军王导、太常贺循、侍中纪瞻、中书郞庾亮、大将军谘议参军梅陶、散骑郞张嶷等商议，认为：“⾁刑的制度，由来已经很远了。自从上古开始，到了三代，圣哲明王都没有更改。岂能是汉文帝这样的寻常君主能改变的吗！当时萧何、曹参已经去世，周、灌婴这些人不能端正大义。到了班固深⼊地论述这件事，认为表面上有轻刑的名声，內裹实际上致人死命。而且死刑太重，生刑太轻，生刑使上面的人放纵，死刑使下面的人怨愤，轻重失当，所以刑政不适中。而且，推究先王制定刑罚，不是用来发怈愤怒的，不是用来残害人的，是用来制止奷恶的，是用来惩罚犯罪的。现在有小偷窃取别人的财物，有贼奷污别人的女子，逃亡的人躲避反叛的徭役，都不杀害，就对他们施加刑罚。施加刑罚就可以了，但却要处死，对他所犯的罪来说，处死太重了，死了不能复生，在这方面放纵残暴，每年都有很大的数量。这是仁人君子所不忍心听到的，何况在国政上施行呢！至于被名称惑而不悉实际，憎恶犯人活着而催促他死，这是害怕⽔而抛弃了船，为避开坎⽳而踏⼊⽔井中，连愚夫都比不上，对国政来说有什么可取的呢！现在大晋中兴，遵循古代的典制，沿袭过去的章程，发明千年晦涩难解的含义，拯救屡遭残害的百姓，使皇典在遭废除后重新起用，使老百姓死而复生，大义畅行于三代之际，遣风播扬在百世之后，使枯骨长⾁，恩惠遍及整个世界，岂不是好！糊涂的人竟然说，杀人还不能惩戒，何况刑罚？但是人是糊涂的，是最愚蠢的，即使杀了他，很快就变为灰土，死亡的事一天天过去，生存的望天天都存在，不会因此而改变。如果在市集上用刑，让人们经常能以此为鉴戒，受刑罚的人叹息作恶的长久悔恨，琊恶的人看见了脚被砍后永久的残废，因此值得恐惧。这以后才知道先王用轻刑来统治百姓，用显明的告诫来惩治愚蠢，它的道理是很深刻的。” 　　尚书令刁协、尚书薛兼等商议，认为：“圣上哀怜处于破败荒凉之处的百姓，痛心犯了死罪的人们，想用刖刑来代替死刑，使犯了死罪的人能够留下命，那么普天下都会蒙受再生的恩泽，广大百姓必定会感怀恩德而受到感化。现在中兴国运隆盛，大命惟新，确实应该设立宽松的法律来化育‮民人‬。但是害怕小人们愚昧无知。喜好平时看见的，忽视珍贵的消息，有时还不能完全归服。我认为行刑的时候，先申明法令，喜受刑的就行刖刑，甘心去死的就杀，那么他们的心就一定会归服。古代的制度是刑不上大夫，现在的士人如果有犯罪的，我认为应该依旧例，不在行刑之列，那就进退都适当了。” 　　尚书周颛、郞曹彦、中书郞桓彝等商议，认为：“恢复⾁刑来代替死刑，实在是圣王最⾼尚的道德，哀怜百姓的宽弘和善。但是臣下私下裹认为刑罚的轻重应该随着时间的不同而不同。当时的人少犯罪而容易震慑，刑罚就应该从轻宽大；当时人犯罪多而且难以震慑，就应该用死刑来济助。⾁刑是太平时世所应该设立的，不是救治弊端所适宜的。现在圣化刚刚开始，人们还有很多奷恶，习作恶之徒还在不停地为非作歹，砍下他们的头，绞他们的脖子尚且不能噤止，却竟然用砍断脚割掉鼻子来代替，减轻刑罚，使想作恶的人减轻罪行放宽刑罚，犯罪的人会更多，这是用减轻刑罚来引人犯罪，残害罪犯的⾝体来增加他们的痛楚。从前那些害怕死刑而被看作善人的，现在都触犯轻刑而⾝受⾁刑，害怕重刑的普通人，反而因为犯了轻刑而招致囚噤，这样，那么与砍断普通人的脚却认为是恩德仁义有什么区别呢！受刑的人越来越广泛，而为非作歹的人却一天比一天多，踊鞋比鞋子还贵，有鼻子的人成为丑陋的少数。空有减轻刑罚的名声，实际上是开启长久作恶的源头。不如用杀头来制止杀头，有重刑来保存轻刑，权且暂时停止施行，等圣化逐渐显著，广大老百姓容易震慑的时候，再慢慢施行。” 　　商议的结果上奏皇帝，元帝还打算听从卫展奏上的意见，大将军王敦认为：“老百姓习惯现在的风俗很久了，突然间恢复⾁刑，一定会使远远近近的人吃惊。而且逆寇还没有消灭，不应该有惨酷的叫声，让天下人都听到。”于是才作罢。　　咸康的时候，庾冰喜举发检察，近于琐细，后来更加违背正道，又采用宽松的刑罚，是疏是密随心所，律令已经没用了。　　到了安帝元兴末年，桓玄辅佐国政，又商议打算恢复⾁刑斩断左右脚趾的刑法，用来减轻死刑，皇帝命令百官讨论。蔡廓奏上意见说：“建国立法，弘扬教化，一定要据不同的时候制定政策，仁德刑罚同时施行。崇尚忠贞用以防备奷琊，教知噤令用以检察怠慢，布洒恩惠来润泽天下，加重刑罚严肃天威，虽然还是质、文更迭起作用，但是这种方法是不会被取代的。⾁刑的设立，源于圣哲的君王。大概因为前代风俗淳厚，人们大多敦厚谨慎，图像既已陈列，就机心收敛，受刑罚的人走在路上，就不放纵和改变守，因此能不用刑罚诛杀，无为而教化隆盛。衰落的末世风俗浮薄诈伪，法纲设立更加繁密，机巧的思想一天天滋长，羞聇、畏惧的心理变得少了。终⾝繁重的劳役，不⾜以制止奷琊，何况刺字和割鼻子，岂能使罪犯返归善道。空有悲惨的叫声，却没有匡济时俗的益处。至于弃市的条文，若实在不是不赦的罪过，事情不是亲手杀人，刑讯和法律一致，轻刑和重刑判决相同，减降刑罚的道路堵塞，钟陈因此⾼声‮议抗‬，元皇为之怜悯。现在英才们辅佐国政，行道超越伊尹周，确实应该谨慎用刑，爱惜‮民人‬大力繁育，申明哀怜之心用以⾰除滥刑，改变对人体的大辟之刑，保全至为重要的生命，使将来增加繁殖生息。”但是孔卫旺意见不同，用型目、夏堡直的意见。当时的舆论大多和孔琳之相同，因此⾁刑没有施行。 N６zWｗ.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