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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小说网 > 历史小说 > 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作者:权延赤 | 书号:278 时间:2016/9/13 字数:19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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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误会总理没脾气,他脾气大发时也是⾜够“吓”人的。要讲至情至奔放不羁的周恩来,就不能不讲讲我所见过的至今记忆鲜明如初的他的五次发脾气。 若是对敌斗争,无论怎样愤怒,怎样烈,都不能叫作发脾气。“发脾气”在这里特定地是指对同志、对朋友,对⾝边所亲近的人表现出烈的情绪、批评,甚至训斥…我们曾经在总理⾝边工作过的同志相聚时,常谈及现在回忆和描写总理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及回忆录,都感到缺了什么,就是没反映出总理严厉的一面。 总理个人的基本⾊调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但决不缺少严厉;上至和家国 导领人,下到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没有谁不曾感受到这种严厉。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务院副总理及各部委办的负责人,都有些“伯”总理。同其他伟大的领袖人物相比较,甚至是“最怕周总理” 有位老同志说过一句虽然不够准确全面,但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接近事实的真话。他说:“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 我讲总理的五次发脾气,实际是选择了五种不同场合,不同对象和不同原因的具有代表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源自跳舞。 总理爱跳舞。他难得休息和乐娱,有点宝贵的休息时间他首先是选择跳舞,因为跳舞可以集运动、放松和工作为一体,这些在后面章节里将详细介绍。 年代的舞会是比较多的。那时没有迪斯科、霹雷舞、太空舞这些名堂,那时只是谊舞,并且基本就是“三步”、“四步”⽑泽东、朱德、刘少奇主要在舂藕斋跳,总理去的不多,总理主要是在紫光阁和京北饭店跳舞。因为国务院导领,各部委办负责人及部分在京的军队导领人,主要都是在这两个地方跳。陪舞的女主要来自队部。那时阶级斗争还烈,政治审查严,队部的人可靠。也有文艺团体的女,包括一些著名演员。 千人千,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对于⾼级导领⼲部也不例外,表现在舞场上也必然“气象万千”了。 比如总理,他不愧德尊一代,功垂千古。跳舞也是⾼雅文明,既洒脫又礼貌,风度翩翩又绝无轻浮。 比如陈老总,与总理风格相异,或轻松随便,或热烈活泼,或漫不经心,但绝无轻浮越轨。 不过,也确实有导领⼲部热烈至过头、随便到越轨。怎么说呢?讲好听了叫解放、叫超前,讲难听了叫放肆、叫放浪。 周恩来第一次为跳舞发脾气是在京北饭店。舞会一般是8点开始,总理往往是lO点到,象征跳几圈,同大家见见面,向舞伴问些队部或社会上的情况,同各部门负责人简单流一下工作意见就退席。 记得那天舞会,赵燕侠、新凤霞、马⽟涛这些著名女演员也参加了,间场时还组织几个唱段。总理本来就喜听她们唱,心情格外明朗愉快。跳舞时,轻捷潇洒,像一股舂风;听歌时,头稍稍后仰,嘴角漾着静温无言的微笑,右手在坐椅扶手上轻轻打拍子。 这一切都是我所悉的周恩来。 然而,跳过三场后,总理脸⾊忽然变了。笑容被一只无形的手用力抹去,他的脸红起来,仿佛为什么事感到羞聇,眉头微蹙,目光朝某一个目标一瞥又一瞥…一般情况下,我们⾝边工作人员跟随总理去跳舞时,都是可以跟着下场的。我注意到总理的变⾊态变,顺他的目光寻找,发现了问题所在。 那是位相当一级的负责⼲部,他的跳舞,用我们当时的话讲,叫做“很不严肃” 我们对首长都是很尊重的,所以只讲“很不严肃”不会讲更过分的话。他的舞蹈动作越轨了。现在的舞场上,这种“镜头”可能不少见,那时可不然,有点“触目惊心” 怎么说呢?比如现在有人跳“磨肚⽪舞”他与那个年轻的女文工团员,即便说不到磨肚⽪,也搂得够紧,贴上去了。比如现在有人跳“贴面舞”他那不叫贴面也是时触时离,若离若即。随着舞会渐渐热烈,他跟那个年轻女团员也渐渐炽烈,他的手也开始不老实,上下轻移,摸摸捏捏…总理的脸⾊由红渐渐转苍⽩,他的感情从羞聇而变成恼火义愤;他的目光开始还犀利地朝那位⼲部扫,后来终于黯淡下来,伤心失望地再不肯看那位⼲部一眼。 他已经跳到了门口的方向,虽然舞曲末终,他也不再继续旋转,彬彬有礼地脫离舞伴,点点头,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有事,该走了。” 我们虽然正年轻,想跳舞,但是不敢离开他,一见他要走,都匆匆扔下舞伴去追随。 一名卫士就跑去拿他的大⾐。 那时没有现在的讲究,现在⾼级饭店的舞场都有存放⾐物处,当然也有失窃严重的原因。那时没有这种服务,也没有失窃的忧虑。参加舞会的人,多余⾐物都是往椅子沙发上一丢,摞一大堆;不分职务⾼低,不分⾐物⾼档低档⼲净不⼲净,全堆一起。总理在门口立住脚,看卫士取大⾐。卫士手忙脚,翻出总理的大⾐,往出拿时,把庒在上面的别人的一件⾐物弄掉地了。 当卫士将大⾐给总理时,正在脯起伏的总理忽然脾气大发。他生来不会骂人。 ⽑泽东偶尔发火还会说个“庇话”吼一声“滚”总理连这些话也从不会讲。他最严厉的话是:“这是不允许的!”他烈时也不过两句典型语言:“滑稽!”或“胡闹台!” 现在,总理显得那么严厉,目光和声音一样尖锐:“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别人的⾐服弄掉地?这是不尊重人,是不礼貌,不文明!” 总理前两句话声音还不大,说到“不尊重人”“不礼貌,不文明”时,声音放得很大,传向舞场。卫士何曾见过这样的脾气大发?流⽔也似伤下头。总理却继续大声训斥着:“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小事不注意,遇到时机一样能闹出大事。这是不允许的!” 卫士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分量。他哭了。 总理板着面孔走了,登车而去。他批评人无论多么严厉,事后总要再找你一次,重新解释安慰一番。 “唉,发脾气是一种无能表现。”总理事后这样解释:“对不起了,请你原谅。我那天心情不好,这不是对着你来的…” 我们都明⽩,总理大声训斥的那些话,是说给放肆舞场的极少数负责⼲部的。 还是那句话,千人千,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我们经常跟随总理去参加舞会,他又常常是在舞会进行一段时间后到场,正是热烈起来的时候,有时难免遇到不严肃的场面。遇到了他就生气。记得第二次遇到时,他当场就不跳了,就在舞场中间气愤地喊了一声:“不跳了!走!”随着这下声,我们这些⾝边工作人员就都停下舞,追着总理往出走。有名卫士跳舞中没听见,等发现追出去时,总理已经甩下他坐车走了。 可是,这种含蓄的批评、议抗和警告,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总理在场,这种个别⼲部注意些,总理不在,他们还是不肯放弃这种“放松”和“愉快”总理参加舞会没有准点,有时仍然要碰上。他终于忍无可忍,开始了当面的严厉批评。我们这些跟随左有的人,见他批评过不少次,对有些人很不満,不留情面地表达了义愤。记得有次一位⼲部“不严肃”见总理来到,跳舞“放”不开了,就想带着结识的年轻舞伴一起登车走。总理拦住了他,严厉训斥:“你年纪也不小了,连这一点自我约束也做不到?你这样。胡闹台,不觉得羞聇吗?…” 公开的舞场上,气氛总的说是健康而朝气蓬;偶尔也只是个别人有所越轨,在总理的影响下还渐渐改正收敛了。真正气氛不够好的还是“家庭舞会” 所谓家庭舞会;好象是改⾰开放以后才听得多了。其实建国之初就有。当然,一般人是搞不了的,大城市里的资本家另当别论,以共产的⼲部讲,就是那些司令、部长也没有搞的条件,也想不到去搞。就我的所见所闻,似乎只有⾼岗搞过。 那时,⾼岗是央中 民人 府政副主席,可以说⾝处权力的顶层。他有能力,有魄力,精明強⼲,在过去的⾰命斗争中作出较大贡献和成绩,抗美援朝又有新奉献,受到过⽑泽东的表扬。 不过,这个人也有弱点,就是喜亲近女⾊,并且不大在意人们对这种事的议论。 用林彪一句名言来讲,就是认为“小节无害”他在东北是最大的“西瓜”⾼岗不点头,老天爷不敢下雨的人物。就是东北区军某些⾝经百战的红军将领,有一位他看不上眼了,也照样表个态度就能将其拿下来免职。这原因很简单。历朝历代,开国之初都必然经历一个“英雄治国”的阶段。这是巩固权政时所不可免的,各方“诸侯”集、政、军大权于一⾝,在建立健全法治之前完成其人治的历史使命。 大权在握的“诸侯”能否用理想、道德及纪、军纪、政纪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就要取决于其自⾝的人品和修养了。⾼岗的长处不应否认,抗美援朝时,东北处于特殊地位,⾼岗自然也负有特殊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朝鲜是彭德怀总揽,东北是⾼岗总揽,京北是总理总揽,这三个人接触频繁,共商共事,一道奋斗,不能说没有感情。所以⾼岗到京北后,在他家组织舞会,总要让秘书通知我们,请总理务必光临。 但⾼岗的短处也无须遮掩。他的亲近女⾊有时简直“坦”得无所顾忌。在东北时,他喜⽩俄姑娘,一旦被住,他可以毫不在乎地给东北区军或东北民人 府政有关部门打电话,叫送“招待费”去“救驾”打发那些爱钱不怕官的姑娘。理办过这类“救驾” 事宜的老同志已经有过回忆文章,这里不多讲。可是⾼岗的不在乎也太过了,他就没想想京北不是东北。东北的“西瓜”到了京北也许就是“芝⿇”至少也不再是“大西瓜” 第一次邀请,总理兴致地赶去参加了。刚见面时当然都很热烈礼貌,还免不了互相客气一番。一个是总理,一个是央中 民人 府政的副主席,互相都很尊重。舞一旦跳起来了,⾼岗便渐渐有点“原形毕露”目光像猎手一样搜寻和享受女特有的曲线部位的美,情调的话多起来,有些甚至讲得很耝俗。 对此,总理开始虽然有些感觉,有些意外,但还能宽容。他并不要求别人都像自己一样⾼雅,参加到⾰命队伍里的人本来就有各自不同的出⾝、经历及所受教育,怎么能不允许人家各有千秋呢?彭德怀见了⾼岗可以直呼其:“哎,⾼大⿇子!”⾼岗听着很亲。总理如果这样叫,⾼岗一定就不舒服了。同样,总理在舞场上仍然保持⾼洁文雅,如果要求⾼岗也⾼雅,那就虚假不成其为⾼岗了。倒是逗几句耝话来得本⾊。若走到这一步而止,总理不会发脾气。过去在工作的接触中,总理就知道⾼岗的格中有着耝犷热烈,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的一面。可是,⾼岗并没到此为止,他又加上了“摩按”动作,并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摩按” 还动真格的了?这位东北来的陕西汉子令总理吃惊。他后来在不同场合曾多次向我们感慨“山⾼皇帝远”有些地方官“胡闹台”央中难于很快都查明。 这一次跳舞,总理后来是生气了。虽然強忍住没发作,但是告辞时态度已经明显地冷淡下来。 此后,⾼岗又连续几次邀请总理去跳舞,总理拒绝了两次。考虑到⾼岗⾝兼央中 民人 府政副主席、央中 民人 府政⾰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北民人 府政和东北区军一把手的重要职务,特别是在国务院兼任着计划委员会主任,今后还要在许多方面合作共事,不能闹太僵,就勉強又接受邀请去了一次。 这一次⾼岗不但没收敛,反而更“开放”“搞活”了。以⾼岗的⾝分,总理不适合在这样的场合对其公开发脾气训斥,所以总理在跳到门口时,仍然是朝舞伴点头,礼貌地说声:“对不起,我有事。”便转⾝退场了。 这一次其实发脾气更大,因为对⾼岗是不辞而别,并且上车就走,又把卫士们丢下了。 “大大咧咧”的⾼岗这才发现京北不是东北,总理是真发脾气了。他有些尴尬,有些不安。后来又多次让秘书来电话请总理“光临”总理之光却再也不曾照临⾼岗之家。 他向我们吩咐:“告诉他,不去。他的舞会我再不要参加!” 你问50年代的老部长:你最怕谁?我保证他们回答:周恩来。 如果你再问一句:你最不怕谁?我保证他们还是回答;周恩来。 “伯”总理,是因为他对工作极端地严格、认真、负责;不怕总理,是因为他⾼尚、纯洁、正直,对人充満爱心。许多老部长都曾带着极大的崇敬和怀念之情对我说:“我们这些部长最怕跟总理汇报工作了。他记忆力太惊人,我们拿着材料念都不如他脑子记得准确…” 这话不假。我就多次见过总理随口纠正部长们汇报的各种统计数字。部长们拿着材料,总理什么也没拿;部长只管一个部门,总理却掌管国全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这就不能不使部长们流汗“害怕” 天上地下,国內国外,总理脑子里究竟装了多少东西?谁也难测其万一。就连一面之的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他在多少年后仍然能叫出名字。这样的例子在人们以往的回忆文章里写得已经很多。有次总理宴请外国专家,外专局报告“在京专家人数约为250人至370人”这样大的伸缩招待部门如何准备席位?公文报到总理那里,总理随笔便批上一句:“至多280人” 有关部门就照280名外国专家作准备。到了那天,除个别因故未能出席者外,到席者果然是270多名。 总理在贵曾对当地负责⼲部有个即兴讲话,有关同志据记录整理写作出一篇文章,经总理审阅批准,发往京北。吃过晚饭,看过演出,总理提出稿子要修改一下。当地负责人急了,因为没留底稿。总理说“不要紧,你们记录,我来默诵。”总理先背诵一遍原稿,再说出需要改动的几处文字。当地⼲部又吃惊又疑惑。稿子是省里的人整理写出,总理只看一遍。连整理者都不记得原稿文字,近千字的文章总理怎么可能全背诵正确?将信将疑地拿着这份口述稿和改动文字,电话与京北对照,天哪,竟一字不差! 过去常听人讲“过目不忘”总以为那是一种夸张形容,只有生活在总理⾝边,才相信确有其事其人,古人所言并非虚妄。 记忆力惊人,对工作又极端严格、认真、负责,我便多次见到周恩来当众给那些部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部长,严厉训斥:“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 “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说清楚么!”“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 文件尚且如此,当面汇报就更难了。有的部长怕总理问数字,间细节,汇报时就带了有关司局长甚至还有处长。大家准备了又准备,可是没等汇报,总理就沉下了脸: “这是作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还有的部长带个助手坐⾝后,也被总理严肃批评:“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查档案你会发现,凡是周恩来批阅过的文件,哪怕错一个标点符号他也要改正过来,件件看得细,所以事事记得清。记得有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百十号人,来自几十个部委,人人都显出全力以赴的紧张专注的神情。 一位部长汇报工作,照着材料念。显然,材料不是他写的,或者是太紧张吧?念不成句子的情况时有发生。当他念到一个指标数字时,周恩来眉头一皱,没好气地说: “不对!看清了再念。” 这话已经包含了挖苦。那位部长脸红了,眯细眼又看着念一遍。 “不对!”周恩来不満之⾊溢于形⾊,点了这位部长的名。点了名就得站起来,然后总理随口说出了准确数字。当场惊起一阵波澜,响起哗哗的翻纸声。我看到好几位部长沉不住气了,将准备再三的材料又悄悄翻一翻。 “对对,是这个数。”站着汇报的部长不安地解释:“这里印得不清…”他突然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目光与周恩来的目光相碰一起,头上便有些出汗。还说什么呢? 该说的周恩来都用目光说明了。 这位部长被罚了站。这不新鲜,我多次见部长、副部长被总理点名罚站。 在他之后汇报工作的是某部一位副部长,事后听他说,他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汇报会,所以没张口就先擦汗了,而且他亲口承认,他“紧张得直哆嗦” 汇报时,他确实显得有点气不够用。不过,念过两页似乎“投⼊”了,声音放开,越念越顺,而且没被总理叫停纠正。他汇报完,擦擦汗,自我感觉良好地抬起头。目光刚与总理相遇,总理已经开始提问。一提问,稍有松弛的副部长重新紧张起来,马上起立,忙前忙后地翻材料回答总理提问。虽然都答出来了,总理并没⾼兴,把手摆了一下,算是不用罚站,算告一段落。 “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这是不允许的!”总理给副部长一个评价,然后转向被罚站的那位部长:“×部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那位部长赧颜解释:“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強,官僚主义?” 部长无言以对。 “有制度问题。”周恩来像以往那样,先严厉批评,再放缓声音:“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央中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胡闹台,就必须作检讨…” 事后,叶季壮、韩念龙、南汉辰等几位老部长甚为感叹:“唉呀,总理不得了,记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个部委办,部长主任都不记得不知道的事,他就能都知道,都记得…” 有这样一位总理,哪个部长不“害怕”?哪个部长还敢不动脑筋搞官僚主义? 当然,批评再厉害也不能算发脾气。发脾气必须是带了烈的情绪发作。比如对咱们的陈老总,有一次就算得上是发了脾气。 年,周恩来途经开罗,去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机飞到达开罗前,突然接到电报通知: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布迈丁推翻本贝拉总统,夺取权政,建立临时府政。 政变的背景是什么?有无超级大国揷手?现在形势怎样?一切情况都末明朗。 机飞在开罗机场降落加油时,周恩来通过总记书邓小平,向⽑泽东报告情况,建议临时改变计划。原来没有访问开罗的计划,现在是否可以改为访问开罗,以便观察亚非会议能否继续在阿尔及尔准时召开。 经⽑泽东和央中 记书处研究,同意周恩来改变计划,留在开罗访问,观察形势变化。 陈毅外长打前站,已经在周恩来之前到达阿尔及尔。遇到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许多亚非家国都很焦急。因为他们都是带了许多问题和困难要在会议上加以讨论解决的。 许多亚非家国都是对国中有着特殊的感情和信任,这些家国的导领人又与陈毅元帅保持了友谊,都说陈毅元帅有思想有见解、正直、热情又富斗争,所以信任感很強,纷纷来找他打听国中的态度。 陈毅元帅戎马一生,刚烈,是有名的“炮筒子”看到各国朋友着急,他就“热⾎沸腾”了。这一沸腾就免不了放炮: “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陈毅声调昂,不容置疑“而且一定要开好!”他把话讲死了。一炮打出,没留余地。 由于形势不明,人心浮动,意见不一,会议无法举行,各国代表纷纷离去。周恩来也从开罗返回京北。 本来许多亚非家国很尊重很信任国中,以为国中外长讲了话会议一定会准时开。如今陈毅一炮放空,造成一些不好影响。 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气得不轻,连连踱步连连说:“胡闹台,简直胡闹台!” 陈毅自知有错,一回京北当即赶去见总理,刚进西花厅前院已经开始对见到的工作人员喃喃:“负荆请罪,我是负荆请罪来了。” 看来陈老总心里很有些不安,这对他是少见的。 但他毕竟是元帅,是敢做敢当的痛快人。在门口悄悄问一声:“总理于什么呢?” “等你呢。”卫士朝陈毅挤挤眼,吹风道:“生气了。” 陈毅不再犹豫耽搁,一步跨⼊西花厅。 “总理,我来了。”陈毅以军人的标准姿态进门报告。他平时只有见⽑泽东是这样子,和总理私深,一般不这样,今天确实例外。 “你无组织无纪律!”总理的浓眉⽑刹那间扬起,目光灼灼,朝着陈毅急走几步,像是要有所动作,但猛地又停住步,用力盯一眼陈毅,车转⾝又是几个急步,立到办公桌旁。我们以为总理要拍桌子了,此前不久,他曾向一位大将拍过桌子,吓得那个大将脸⾊苍⽩,站立不住,怈气地一庇股坐到了沙发上。拍完大将这次就该拍元帅…可是,这次总理没有往桌上拍巴掌,而是背对着陈毅虚握了拳,砰砰砰敲了三声桌:“这是不允许的!” 还好,敲得不狠。但陈毅脸⾊已经变⽩,本来有些低垂的头猛地向上一抬,脖梗直,好象那三声是敲在脑壳上,将本来立正的⾝体绷绷紧,站得更加立正。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陈毅的四川腔听上去别有一番诚恳、令人爱惜的韵味。 “就这一句就完了?”总理转⾝,犀利的目光迫着陈毅,声⾊俱厉,声音很大: “你是国中的外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际国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主席,向央中检讨!”总理以新的烈的势头讲。他的声音很少这么大,菗一口大气,忽然合了一下眼,好象被起伏的情绪晕眩了一般,刹那间又及时约束住自己;他立了片刻,起伏的脯渐渐平和下去,重新望住陈毅,目光和声音都放缓和些:“外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际国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开罗下了机飞就向⽑主席、央中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都没有?…” 陈毅低下头:“我向⽑主席、央中作检讨。” 陈毅元帅走了。当时的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总理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小心翼翼向总理进言:“总理,您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目光严肃地望了我们在场人一圈,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我借机也小声说:“我听一些部长、副部长说,一向你汇报工作就紧张害怕。” 总理气已经消了,摇头摇说:“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义又一下子克服不了⽑病,被当众罚站。” 总理发脾气也是分场合,分对象的。他不会向外宾发脾气,也不会向基层⼲部更不会向群众发脾气。他只对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內的⾼级导领⼲部发脾气,只向自己亲近的⾝边人发脾气。这同一般国中人的习惯是一致的,因为亲近的人彼此了解,发发脾气不会产生什么隔阂,彼此容易理解。 总理跟邓大姐闹点脾气时,表现是“拂袖而去”脫离接触,过那么几小时,双方气就消了,再见面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总理跟我们这些⾝边工作人员发脾气,表现就又不同了。因为我们整天和总理“泡”在一起,十几个秘书一天到晚轮番跟他打疲劳战,太亲太近了,无须任何顾忌,所以发起脾气也随便些,不必“注意影响” 若是我们工作上出了大的差错,总理发点脾气,这是没什么话好讲。我要讲的是,有时总理在外面生了气,遇上不顺心的事,回来偶尔也会对我们批评几句。大凡世间,位有⾼低,事分大小,而情无二致。生活中许多人在外面遇了不顺心的事,回到家来或见了亲近的人,不也是容易有所表现吗?我们的总理也不例外。 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劳动央中 记书科列加访华,来要援助。少了不行,多了我们给不起,前后援助他们70亿美元,还嫌少。双方谈不拢,总理心情很不好,又不能跟兄弟导领人发脾气,脸上还得笑着,心里实在憋气。他提议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叫他们学学自力更生,看看国中人吃什么,在什么样的土地上耕种,表现出一种什么精神。 这趟大寨之行,原定的随行人员中有警卫乔金旺。 乔金旺是1947年参军的老同志,给朱总司令站过岗,给张闻天、彭德怀当过警卫,也在总理⾝边当过卫士,是个老实、谨慎,富有经验的好同志。行前的夜一,恰好他值班。遇上天气不好,刮夜一大风。总理也不知工作到多晚,天快亮时熄了灯,天刚亮屋门就打开了。 总理起有清嗓的习惯。听到清嗓的咳声,老乔就守过去,怕总理有事。 “昨天夜里谁值班?”总理问。 “我值班。”老乔心里有点犯喃咕。因为见惯了微笑的总理,和蔼可亲的总理,所以总理只要脸⾊一沉,人们就会感到分量重。可能夜里没睡好? 乔金旺刚想到这里,总理已经板着脸说:“昨晚你没把门关好,响了夜一。” “是…总理。”乔金旺嘴里应着,心里有点想法。所有⾝边作人员都知道总理睡个觉不容易,脑子总是奋兴过度,所以⼊睡很困难。他又不敢像主席那样每晚三次服安眠药,他只服一次,怕服多了睡不醒误事,所以到觉睡时,值班警卫都是认真关紧门窗,锁好门,钥匙带在手上不敢稍松。老乔是个仔细人,怎么可能没关紧门窗呢?但他不能解释。我们都有经验,总理批评你时,有理也不要当时辩解,那样反而更惹总理生气。 叫他全说完了,气就消了,过后再辩解,他就会完全站在你这一边,检讨自己主观。糟糕的是,总理这次没把话说完,当然也就没消气,只说那么一句就回屋去了。 片刻,邓大姐来了,对乔金旺说:“昨晚总理没有休息好,说门总是响,生气了。” 乔金旺张了张嘴,心有委屈没说出口,可那个嘴巴的形状已经表明了心情。 实在说,我们这些总理⾝边的工作人员都把西花厅叫“家”也真是当家来看,比如说“×××留家里”那就是留在西花厅,决不会想到另一个家。所有生活工作在西花厅的人也确实亲过一家人。在这个家里,总理可以无拘无束地笑,无拘无束地生气。 他把头朝后仰着开心大笑时很有点孩子般的天真烂漫,他嘟起嘴巴独个儿生闷气时,也确有点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这个印象不只我一个人有,在西花厅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都会有这个感受,至今想起心仍然起阵阵涟漪。逢了这种家里人生气的情况,邓大姐就更像个大姐姐了,她总要从中作些排解调和工作。这边说几句,再去那边说几句,保持了这个大家庭的和睦温馨。 “老乔啊,今天大寨你就不要跟着去了,留在家里检查一下门窗,看看什么地方关不严就叫人来修一下。” “好吧。”乔金旺嘴里应着,脸⾊已经变得难看。他明⽩这是总理不叫他去了,看来真发脾气了。于是乔金旺心里的委屈也就更大更強烈了。 邓颖超并不急,像是早有准备;微微一笑,贴近老乔低声说:“门响是刮大风的缘故,不是你的责任。总理跟阿尔巴尼亚的同志谈得不好,心情不佳,憋了不少气,懂吗?” 就这几句话,乔金旺马上笑了,全⾝轻松。大家早有经验了,阿尔巴尼亚的客人走后,总理肯定会找乔金旺说上一句:“这不是对你的,你们也体谅体谅我,不要放心里去。” 总理不向外宾发火,但也可能当着外宾面向“自己人”发火。当然,这种外宾都是相当悉的外宾。 一次,越南导领人长征来访。越南导领人来访,几乎十次有十次是要东西。我们抗美援越无偿援助了200个亿的美元,还不算吃穿的钱,但他们从来没表示过満意,每次来都嫌给得少,常常谈得不愉快。 谈得不好也得吃饭。周恩来陪长征吃工作餐。女服务员端来擦手⽑巾,周恩来使眼⾊叫她先给长征同志。 早在50年代初,总理就多次给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讲,服务应该“先宾后主,先女后男”.前一句是华中民族的传统美德,要保持发扬;后一句是现代文明,是对封建思想重男轻女的实际批判,要切实做到。总理是亲自并且是专门地讲了这个服务原则,负责接待工作的服务员应该个个明确,已经保持多年成为传统了么。 可是这次这位女服务员也绝了,没经验、没眼⾊、脑子里还缺弦。总理那么使眼⾊,她光是发愣,愣得没反应,举着盘子又给周恩来递⽑巾。 总理不接盘子里的⽑巾,眉头皱起来,再次朝长征那边眼⾊示意。 女服务员傻乎乎望望左右,看不出名堂,竟然又把⽑巾盘子举到周恩来面前。 实在说,我们旁观者都心里起火了,少见这么笨的人,居然还搞外事接待…就在我们起火的同时,周恩来也突然发火了。我跟随他几十年,第一次见他跟“下面人”跟一名普通服务员发火。他的浓眉⽑一扬,眼睛睁出鲜明的棱角,含了怒气斥责一声:“岂有此理!” 只这四个字,女服务员就受不了啦,端着盘子跑下来哭,哭得好伤心呢。 接待科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来问:“怎么了,哭什么?” 女服务员菗泣道:“岂、岂、岂有此理。” 科长也被女服务员的木讷得起急:“谁岂有此理?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 “总、总理说我、我岂有此理。” “你出什么问题了?”科长顿时紧张。他明⽩,总理轻易决不会这么说,何况还是当着外宾的面。 “我给、给他上⽑巾,他就跟我,跟我使眼⾊…” “你没先给客人上?” “可是,我看那里就是总理,总理官大,你不是说…” “按职务是对內。我反复讲,不管谁官大,有外宾要先给外宾,要先客后主,先女后男…” “没、没外宾,就一个首长,不知哪、哪省的…” “我再三告你那是长征同志!” “长、长征的同志多了…” “哎哟我的妈呀!”科长顿⾜,叫苦不迭,指住那个女服务员差点没哭:“看着数你长得精神,怎么四六不懂啊?长征!他的名字叫长征,是越南的导领人!” 服务员一怔,脸⾊变⽩,继而愧羞无地自容,勉強哺喃:“我、我看他跟国中人一样,个子不⾼,不起眼…” “你真是岂有此理…”科长也叫了这么一句。 周恩来这次发脾气,是两件事凑一起了。跟长征谈得不好,又遇这么个傻二乎的服务员。不过,像以往一样,送走长征之后,周恩来又返回来召集服务人员:“你们这里归谁负责啊?哪位是负责人?” 大家都低着头不敢吱声。 “刚才我态度不够好,请你们原谅。”总理语气已经变柔和“但是我还要批评你们。国中是礼仪之邦,先宾后主,先女后男,讲了又讲,为什么还会出现今天这样大的差错?你们对这件事要有个认识提⾼,今后再发生此类事,这是不允许的!” 一句“这是不允许的”便说明了问题的全部严重。服务人员为此专门开了检讨会。 我跟随总理⽇久,难免遇上他向我发脾气。有时发得很厉害,其中一次闹了好长时间才过去。 西花厅这个名字好听,其实是座古老迟暮的旧宅,条件差,暗、嘲、陈旧,具体情况在后面的关于总理⾐食住行一章里待。 由于地面嘲,墙脚常出现一层⽔迹碱花;总理夜间办公多,从地面冒出的嘲气寒气不利健康,总理岁数不小了,常闹腿疼。看到他夜里在腿上盖块毯子办公,我心里很难受。我们这么大个家国,谁能想到总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 跟邓大姐多次商量,我也多次向总理建议,把房子修一修,都被拒绝了。理由是家国穷,大多数人还住不上这样的房子呢。 我动了几次脑筋,终于也找出一条过硬理由:“总理,这些房子也是家国财产,而且还有点文物价值,毕竟有年头了,得保护好。按照正常情况也该维修了,否则房子会损坏的。” 总理似乎被打动了。想一想,点点头:“嗯,你讲得有理,正常维修还是必须的,不能损坏。” 我马上建议:“那就由我们安排一下,利用你外出的时候搞?” 总理点头认可:“行,这件事你来办吧。”他望了我一眼,似有某种不放心,加重语气补充一句:“我说的是正常维修,一定不能铺张浪费,哪里坏了修哪里,要尽量节约。” “知道。”我应着,心里自有主张。 不久,总理去南方视察、读书,我留在家里负责房屋的维修。我心里琢磨,央中首长里最忙的就是周总理,吉尼斯世界大全其实不全,上面没有说世界谁最忙,谁做工作最多,没说谁睡眠最少,要是有这几条,我们的周总理肯定创世界之最。可他却是在这样一个陈旧、嘲、昏暗的环境里工作,我若不改变改变这个环境,那可不只是对不起周总理,首先是对不起国全 民人。有朝一⽇民人会指我鼻子责问的…我先征得邓大姐和童小鹏等同志的同意,然后便照自己的想法⼲起来。 周恩来腿不行,一坐就是几小时,十几小时,每到下半夜就腿疼。我首先指挥工人将嘲的铺砖地改成了地板,这样可以脫离泥土,防止返嘲,并且换了新地毯;把过去一块嘲发霉而且生了虫子的旧地毯搬走了。 窗帘太薄,夜里不隔亮;窗子隙大,冬天走风漏气,我指挥工人修理门窗,弄严实,并换上比较厚的呢子窗帘,夜里好隔凉。卫生间也作了改建。过去有个旧澡盆,盆地倾斜,又是弧形,总理年岁渐老,行动不便,他又不许别人帮他澡洗,都是一个人关起门来洗,滑一跤可不得了。当时盖钓鱼台国宾馆时剩下一些澡盆,搬一个来换掉旧澡盆。新澡盆盆地平,有扶手,对老人来说比较全安。 屋子里的家具太简陋,办公累了连个舒服一下⾝体的沙发也没有,就从宾馆储备的沙发中挑两个搬了来。邓大姐的房间也太简陋,连一般女同志都有的梳妆台也没一个。 我便为她安置了一个梳妆台。房梁久已腐朽,梁上的敷料常往下掉,虫蛀的木粉也时时飘落下来,便指挥工人换了梁,并且重新油漆粉刷一遍。这些事办完之后,我在各房间走一圈,心里算算帐。我是警惕了不要过分,惹总理不⾼兴。算过帐,心里踏实了。实在算不得铺张浪费,每一项“工程”都是“有理有利有节”这点“基本建设”对我们泱泱大国的总理说来,简直够“低标准、瓜菜代”的了。 总理终于从南方回来了。我去接站,没提修房子的事,想让总理享受一次全新的感觉。总理有时不乏“孩子气”环境换新往往能使人产生一种新鲜新奇的孩童般的惊讶和欣喜。 下车后,我紧随总理,悄悄注意他的神情;走过前院,临进门时,我忽然又生出一种隐隐的不安。万一…没容我想清那个“万一”总理已经跨进门坎一只脚。只跨进一只脚,便怔怔地立住了。让总理“惊讶”、“新奇”之目的从那神情的一怔说明已经达到了。但是接下来的会是欣喜还是发生我所担心的“万一”? 糟了,总理的浓眉⽑倏忽间已经蹙起来,眼睛眯细,目光闪闪,寒冷锐利,像机手捕捉目标一样飞快地扫过地板、地毯、窗帘、沙发以及油彩粉刷过的屋顶墙壁。我近在咫尺地听到他的呼昅转耝重,脸孔变成通红,鼻翼由于內心的恼火而张大,牙齿气哼哼地咬紧,在腮上突起一道⾁棱…他没有马上讲话发表意见,跨⼊门坎的一只脚慢慢地,滞重地菗了回来。这种来势不妙的然发作之前的沉默迫得我朝一边退步,本能地想躲开总理一点距离…可是,还没退出一步,我就被一声喝叫定住了,像被施了定⾝法,两脚牢牢地粘在地上一动不会动。 “何秘书!” “到。”我条件反一样应声:“总理…” 总理直到这时才转脸望住我。他的眼睛睁出有力的线条明确的棱角,只有气愤时才会是这样的眼睛这样地望人。我不敢正视这双眼,更不敢马上躲开这双眼,有点慌慌地手⾜失措。总理的声音低沉缓慢,因而更显出分量沉重:“你花了多少钱?” “房子太旧,嘲,夜里你办公…” “问你花了多少钱!” “不知道…不多。” “你还想花多少?” “有些东西是仓库里存货,积庒也是积庒,放着也是放着…” “你也是老同志了,啊,我是怎么待你的?为什么搞这么铺张!家国还很穷,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总理抿了抿嘴,猛然提⾼声音:“你说!是你的主意还是小超的主意?” “是我的主意。”我赶紧揽过责任。 “她知道不知道?” “她也不在,她不知道。”这种时候我不能“出卖”邓大姐或其他任何同志。最好的选择就是独自承招全部责任。“你腿不好,年龄大了…” “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总理气愤时爱讲的三句口头语,这次一口气说了两句,看来气得不轻。“你要作检查!” “你在外,我想,有些事情和想法汀长途一下子也说不清,我就擅自作主了…” “不要你解释,这个错误是明摆着的!”总理作个严厉的手势,我马上闭了嘴。一着慌怎么忘了呢?总理发脾气时是不能辩解的,越辩越惹他生气。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劲地检查错误。 “总理,是考我虑不当,是我错了。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家国还穷,民人生活还不富余…您先进屋休息吧,我回头再写出详细的检讨,从思想深处挖源…” “我回屋,接受你的既成事实?”总理气愤地将手用力一摆,表示断不能接受,严厉地说:“你算算花了多少钱,我自己赔!” “您,您赔不起。”我小声喃喃。总理和大姐的钱是由我掌握,他们的全部存款不満二千元。“这房子,终归还是公家的…” 周恩来剜我一眼,伸手指向房间里,扫来扫去地大声下令:“把那些东西统统撤走,否则我不进!” 总理看来是气坏了。他没象以往那样发过脾气后再讲几句柔和的话来缓解一下气氛。 这一次他发过火,回⾝就走。我是无法出面劝了,其他工作人员迫上去劝,远远地只听他边走急步边大声说:“我不进。,那不是我的家!” 事情闹大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西花厅名声在外,总理不回家还叫什么西花厅? 钓鱼台5号楼是总理办公和接待外宾的一个地方,他就临时住进了那里。我连连写检查,无法使总理消气。我急,邓大姐急,同志们都着急。便想起一个人,纷纷去找陈毅同志。 陈老总与总理私紧密,友谊深厚,又会讲话,反应机敏又能来点幽默,半认真半玩笑地去说几句,一定能劝总理消消气,面对现实,承认现实,回到西花厅来。 “啥子了不起的事嘛,我看也只是修了该修的地方嘛。”陈毅’看过房子,一句话说得大家放宽了心。他还拍拍垂头丧气的我;鼓励说:“何秘书,不过分,你关心总理做得对,没有什么铺张浪费。” 我嘴上不敢多言,心里真想喊陈老总万岁。 陈毅元帅信心十⾜去说服周恩来,我们也信心十⾜等周恩来回家。周恩来刚去天津视察回来,仍临时住在钓鱼台。陈老总去了,没把总理劝回家,反而被总理拉着带到了国务院办公会议上。 那时,每星期开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周思来在会议上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甚至联系“大盖楼堂馆所”的问题,说他亲自制止了一些楼堂馆所的建设,严令下马,没想到自己家里却发生了这种事,他很难过,说要求别人的事自己没做到。 不仅国务院办公会议上讲,平常的汇报会、生活会、计划工作会议,大会小会逢会就讲,就作检讨。几乎国务院的⼲部全知道总理“犯错误”了,都听到了他的自我批评。 那些⽇子我好难熬哟,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了? 当我再次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听到周思来就这个问题的反复检讨时,我忽然有所理解了。 “家里花了那么多钱替我修房子,我在这种会议上再次作检讨。有没有这个必要? 我看是有的。我最担心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如果有人要学我的样子也去修,我要不要批评,要不要制止?我感觉很不安…” 这话终于使副总理及部长、副部长们都震动了,都以为我们把西花厅修成什么不得了的宮殿样子了,纷纷来参观。参观之后就不止是震动,而成了震惊。房子都是修了该修之处,若说添置了一些家具,也决够不上奢侈之类,甚至不比某些部长、省委记书的住房条件好。而总理已经如此自责,如此看重这件事,那么,谁还敢花钱为自己营建“安乐窝”? 我多次作出口头和书面检查,大道理说尽了,索说点心里话。我在检查中难过地写道:“错已经错了,我只希望总理能回家,只要总理能在这修好的房子里住几年,给我什么批评都行,给我什么处分我也没意见…” 当时正研究对我的处分问题。检查上去不久,忽然通知我去见总理。在钓鱼台他的办公室里,我伤心地垂下头。总理抓住我的手,在我手背上轻轻拍几下,发出一声长叹。这声叹息是充満了感情,我心里莫名的一阵泛酸,不噤热泪哽咽。我听到总理的声音,那是兄弟之间,甚至是⽗子之间谈心才会有的亲切、坦:诚的声音: “小何,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格还不了解吗?我⾝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一旦有人搞个人主义,他就会拿出来作挡箭牌。任何事,不同的意见肯定是有的。而且,真有人学着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这个头是我带的么。我一个人似乎影响不大,部长副部长都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了?现在呢,既成事实,都为难。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去住吧,你们心不安。我知道你们也难。教训哪,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总理!”我叫了一声,我哭了。 别无选择。我将西花厅的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灯具等等凡是能搬走的全搬走,恢复原来的旧貌。只剩地板没法拆,澡盆用⽔泥抹死在卫生间里了。这些东西要想搬走就得搞破坏了。 向总理汇报时,陈老总帮了忙:“油漆要不要刮掉啊?那就不是节俭而是更大的犯罪喽。” 总理被逗笑了。至此,才重新搬回西花厅,回到他的家里去。 最后,再讲一种独具特⾊的周恩来发脾气。这是将不満用一种特殊办法表达出来,给你一个“教训”至今老人们议论起来,都忍俊不住笑出声,就像看聪明正直的孩子搞的令人开心的恶作剧。 年代的一天,周总理送西哈努克亲王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等⾼级将领。不巧的是,机飞3点起飞,先农坛体育场有场⾜球出线比赛,国中队对印尼队,也是3点开赛。军事和体育历来联系紧,这些送行的⾼级将领便有些心神不宁,想看球。 握手、拥抱、告别。西哈努克钻进舱门,门还没关上,罗瑞卿和刘亚楼一递眼⾊,像解脫了一样,立刻笑了,迫不及待就往机场门口走。早已心惶惶的将军们一看有人带头,便三三两两都往门口赶,有点像电影散场前的劲头。 总理本是満面舂风地站立着,静等机飞升空,发觉周围异常,左右望望,再回头一看,然变⾊了。他不喊不叫,只向我动动手指头:“你跑步去,告诉机场门口,一个也不许放走,谁也不准离开,都给我叫回来。” 我赶紧跑到门口,吩咐警卫不许放走一个人,然后招呼那些⾼级将领:“总理有事,叫你们都回去。” “哎呀,开场是看不上了。” “没关系,精彩的还在后面。” “有时候越往后越精彩,有时候越往后越没意思,要看比分咬得紧不紧…” 将军们说说笑笑地返回来,站在总理⾝后。总理始终正直站立,目注机飞,看着机飞起飞,在机场上空绕一圈,摆摆机翼,然后渐渐远去,渐渐消失…总理并不看那些将军们,自顾和前来送行的外使节告别。直到外使节全离开了,才面对那些将军站好:“你们都过来。” 刘亚楼是有名的乐天派,走到哪里哪里有笑声。他们说说笑笑地走近总理时,猛听一声喝问: “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 笑语声夏然而止。将军们发现总理面⾊冷峻,立刻都屏声噤气,就地立正站好,恢复了典型的军人姿态。 “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队部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 机场上静悄悄,将军们再没人去想看球的事了,只剩了应付眼前的挨批。 “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礼节?那好,我来给你们上课。”总理声音不⾼不低,讲话不紧不忙,就那么讲起了基本的尽人皆知的外礼节:“按外礼仪,主人不但要送外宾登机,还要静候机飞起飞,机飞起飞后也不能离开,因为机飞还要在机场上空绕圈,要摆动机翼…” 刘亚楼是空军司令员,他能不明⽩这种礼仪?罗瑞卿等⾼级将领参加外事活动都很多,也全明⽩,但现在总理不厌其详不厌其烦地亲自讲,反复讲,他们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反复听。 总理讲了⾜有15分钟,才缓缓拾腕看一眼表,缓缓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15分钟,为什么?就是要让你们少看点球赛才能印象深一些。好吧,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 总理就用这种少看半场球的办法“惩罚”了失礼的将军们,使将军们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说起这件事都是笑,没人气,但也再没人发生失礼的现象。 类似的还有一次很典型。就是总理在怀仁堂宴请印度总理尼赫鲁。两国府政首脑举起酒杯,正往一起碰呢,忽然断电了,怀仁堂顿时一片漆黑。 事后有人开信玩笑,说中印关系后来发生紧张,有一段黑暗,这次断电就是预兆。 玩笑归玩笑,灯又亮起来后,两国总理还是碰响了杯,宴会继续进行。总理从容大度,不露声⾊,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一样。 但我心中有底。这样重大场合,出这么大“洋相”总理心里肯定有气,宴会后肯定要追究,好戏还在后头呢…可是,宴会结束后,总理本没提断电的事,回来西花厅,照样批阅文件,好象已经忘掉了这件事。 我们都感慨,一向严格细致的总理这次怎么了?泰然处之,完全无所谓,这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例外。 当我们也把这件事丢在了脑后时,没想到,凌晨3点钟总理突然停止了工作,命令我们立刻发通知,把外部、央中办公厅、京北市电力局等部门的负责人都叫来开会,一刻也不许耽搁。 这些部门的导领人在急促的电话铃声和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声中,纷纷爬出热被窝,冷⽔擦脸,仍然哈欠不断,全⾝难受地赶来西花厅。王炳南还以为际国上发生了什么大事,刚问半句,总理已经严肃责问:“南中海怀仁堂的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 大家面面相觑,这才明⽩深夜惊梦的原因。 总理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追查原因,一个人一个人地追究责任,据责任大小作出不同的批评,并一道研究杜绝此类事件重新发生的措施。 记得追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时,总理问:“你是亚洲司司长,这个事你怎么解释?” 当时会场气氛一直很严肃。印度在亚洲、总理问亚洲司司长不能说没理由。但陈家康又能承担什么责任啊!他说:“总理啊,我们是铁路察警各管一段哪。亚洲司管与印度的关系,可管不了电灯啊。” 一句话说得总理笑了,大家也都跟着笑了,气氛才缓和下来。总理看看大家,又不无几分得意地看看窗外;窗外的天空已经发亮了。 “你们没少打哈欠,知道吗?我有意在这个时候把你们找来。”总理惩戒地用指头在空中敲敲,像敲打那些缺少睡眠的脑壳:“是要让你们印象深一些。你们是从被窝里爬出来的吧?” 这一来,大家不由得都笑起来;有的苦笑,有的捧腹大笑,夜一的疲劳全消失了,留在脑子里的只剩下总理不乏严肃的笑容和对这次事件的深刻教训。 n6zwW.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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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权延赤 更新于2016/9/13 当前章节19994字。看走下圣坛的周恩来小说,就上逆流小说网。我们致力于做最快速更新走下圣坛的周恩来最新章节的免费小说网站,用心做最好的小说精校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