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_第十六回满洲人的作为

书号:42271 时间:2017/9/29 字数: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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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流寇及満洲人的內外侵扰，财政早已破产的明朝迅速崩解，清朝大军随即在吴三桂等开关延领下，⼊主‮国中‬。尽管他们是来自长城外的异族，尽管他们曾因实施薙发令和文字狱，而大肆屠戮汉人，但在他们刻意弭平満汉间歧异的努力下并未引发大规模民族冲突。相反的，历经清初四帝的治世，清朝成为満洲人和汉人共同的帝国。

　　満清⼊关之后，地方上之抵抗首先在长江下游零星展开，以后又在湖广与广西持续进行。看来要是有合适的领§导，各地方人士不是没有牺牲的决心。那么他们何以当初又如此的短视不慷慨捐囊，筹募适当的人力与物力拒敌于千里之外，及至清兵犯境才仓促举兵？

　　这一类的问题没有简单直捷的答案。

　　此悲剧牵涉之广泛，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讨当中主要的几段发展。历史家似有公议，认为明代之覆亡由于财政之破产。迄至1**4年明军欠饷达⽩银数百万两，很多士兵已经年累月领不到饷。一般看法则又称，自军兴加饷以来，各地税收过⾼，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赋税有附加，超过‮国全‬纳税人力之能及，而是现有的财政机构本⾝，力量脆弱，经不起动员的庒力，在执行任务时先已拖垮。

　　其崩溃有好几个原因在。第一，当明帝国两面作战的时候，军费应由比较丰裕的地区担当，可是既无适当的统计数字，又缺乏执行时的威权，户部只好将额外征收数平均分摊在‮国全‬各州县上，其计算则

据各省的耕地。这数字既不正确，且早已过时，结果使某些原来应受接济的县份更为不堪。早在1632年各处缴解**‮府政‬的欠税数即达百分之五十以上，以县计即已为‮国全‬县数的四分之一，当中有134县分文未缴。第二，即在各县之內，新增税也是以同等税率加于所有纳税人头上。过去捐资纳捐可以使某些纳税人一次向‮府政‬整数贡献，之后就得到了忧免的特权。迄至朝代覆亡前夕，有些县份一县即有如此的特权一数1000户以上，所以付税的责任只有被转嫁到低门下户间去，而他们最无力应命。第三，所有军费，极少例外，概用⽩银支付，而大部分出自长江以南。每年北运数预计约为2000万两。当⽇‮国全‬民间所有之银，据时人估计，可能为15000万两，所以其赉付之数量过于庞大。第四，即使此庞大数目之银两如计划北运，其运转也缺乏民间经济的支持。在16世纪末期，原来南方各省每年向‮京北‬及北方边镇输银500万两，接收之地区即用此数购买棉花、棉布以及其他产自南方的物品，使银两回笼。可是因军需而北运银两突增的时候，却没有另作安排，保证此数目之南还。向从来罕用银两之处抛散大批银两只有使物价昂贵。即在公元1619年，总督熊廷弼已提出在辽

纵有银两亦无法买得所需之⾐服装具，因他亲见士兵裸体穿甲，无內⾐可言。兹后监察‮员官‬报告，发付之银两并未正常使用而为将领所中

，并随即将银两送回內地。

　　満洲人和造反之农民军与货币经济不相关联，完全避免了上述的问题。

　　改造帝国

　　对満洲人讲，1**4年6月6⽇进占‮京北‬，开始了朝代的接替，为使清朝的权威下达民间永久有效，他们必须在组织期间提出一套办法。加上汉人的合作，他们可以如计划执行。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有心改造一个大帝国，使之复苏。所以以清代明，并非等闲。

　　当他们站住脚跟之后，他们即将八旗制度行于华北。一“旗”并非一个战斗单位，而像一个军管区，它下辖若⼲军屯单位，在作战军需要兵员之际，各按预定之额数供应。公元1**6年及1**7年，华北地区被指定承担加此之组织．“圈地”开始之⽇，被圈⼊的人户強迫另迁他处，于是留下来的农地房舍，拔为来自东北的八旗人户之用。前朝所严重感觉到的兵员与军需等问题，至此大为和缓。旗兵以前‮躏蹂‬的‮国中‬边区，兹后反成为当地的保护人。

　　在南方作战，満清以明降人作先驱，庒制了所有的抵抗。亡明的三个皇子，在这时候前后称帝，但都被各个击破。当大局抵定之⽇，満洲军驻扎在中部的省份，将‮队部‬集中于重要的城市。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与云南则划为三位明朝降将的防区，此三人之中吴三桂当然也不可少。

　　所以这占领的部署表现出梯次配备的原则。満洲人发祥之地东北原封不动，华北则以预备战斗人员盘据，占领军分置于长城流域的重要城镇。更南的地区，明朝遗民的力量依然存在，则以汉人对付之。这样的布置使満军不至过度地分散，也无各方受敌之虞。迄至公元1681年“削三藩”（即

着三位明将造反而将他们讨平）之⽇，此部署维持了30多年。1683年清军又占领‮湾台‬，自此全‮国中‬才被全部占领。

　　在财政上讲，清胜于明的一个因素，乃是用银的输送至此改变方向，从此⽩银不向边区投散，而集中在內地周转。前朝的贡生、监生捐资免税的人物至此也失去特权，使地方‮府政‬松一口气，同时也开新朝鬻爵之门。将来这捐资免税的办法虽构成満清之累，不过那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当时満清的另一长处，乃是它有实力执行税收政策。公元1661年对长江下游欠税人的惩罚，列举了13，517个犯者，实际上也将同地区內缙绅阶级几乎一网打尽，內中甚至包括欠税额⽩银千分之一两的，所以看来其雷厉风行带有恐吓作用。明朝对铸造银元历来疏忽，清朝则殷勤将事，起初10年之內所铸钱数已超过前朝276年所铸造总和，于是民间得有廉价的货币流通。

　　民族主义在此时期的‮国中‬牵涉到报复杂的因素。在本能上讲，没有人会志愿拥戴异族为他们的主子，何况在他们⼊主之前10年，満洲人还迂回于內蒙古，越长城而⼊华北平原，攻略城市、‮躏蹂‬居民。在1**4年以前，汉人之任职満洲者，大概为被俘之后被迫降清。当⽇的习惯法，俘虏若不称臣换主即罹杀戮，而本国惩罚降人则不仅严厉也及于家属，处在两者之间，实在没有自⾝作主的机会。

　　从另一方面讲，満清人与华北汉人在容貌上很难区别，同时他们有心汉化。除了強迫执行外表上及仪礼上对新朝廷之臣服外，他们也不另外生事，构成种族间的轩轾。満汉通婚被噤止，但是两族没有法律上的不平等。満洲人以八旗军籍世袭，可是汉人和蒙古人也能在旗下⼊籍。当満洲人在1**4年⼊‮京北‬时，他们命令所有明代‮员官‬全部在职，次年即继续举行科举取士。语言文字上由満人沾染华风，而不是由汉人接承満习。一般说来，満清的君主之符合‮国中‬传统，更超过于前朝本土出生的帝王。

　　从历史家的眼光看来，満人成功，端在他们肃清了一个宪法上的死结。他们在17世纪给‮国中‬人提供了一种皇帝所具有的仲裁力量，此时的汉人反而一筹莫展。朱明王朝业已失去信用。李自成⼊‮京北‬之前，数度劝

崇祯帝禅让，而由新朝廷给他封王，可是始终没有成功。如果诰天之明命，除旧布新，传到民变的首领头上，有了前朝退位之帝的承诺，则事实显然；可是朱由检宁死而不屈，他的遗嘱在群众心里上有如致命武器，它给李自成的打击力量不亚于他自己投缳的绳索。他‮杀自‬之后，再也没有一个明代遗民能够臣仕于李自成，而能不感觉廉聇丧尽，良心有亏。

　　在实用的方面，清朝不待财政上的改组，即已使帝国的府库充实，这也无非是严格执行明朝留下来的法律，有如张居正执政时。李自成既使称为贼，即很难不用暴力而能获得同样的成果。

　　这样一来，明朝亡国遗老就进退两难了。传统上孟子的原则，只要民情

悦，国君的出处不成为问题。在这条件之下，他们没有抗清的凭借。可是依照当⽇习惯，消极的承受就是变节，于是也免不了內心的矛盾。很可能在如此紧张的心境里，名士吴梅村才写下了一首抒情诗，指出当⽇混淆的局面，咎在一个漂亮的女人。

　　有了这些复杂的穿揷，反満情绪也不能一时平息。抗命于新朝的人士感觉到一生的名誉与对朝代的忠忱已不能区分。有些觉得做人的大节在此时受到考验，有些在故居本地举兵的，可能觉得保卫乡土事关自已的⾝家财产，这也与做烈士的动机有关。

　　在长江下游立即引起反抗的近因出于薙发令。对男子的理发作规定，原来是‮国中‬的老传统，明代即规定头发挽辔，以针揷在脑后；満洲人则将头发之前部及于脑顶剃去。1**5年新朝代命令‮国全‬男子一律照办，限10天之內办毕，如不照办则是违抗天命。汉人越觉得薙发为一种被奴辱的处置，而満洲人执行命令的态度也越強硬，好像大帝国的出处全靠臣民遵命与否，而一切存亡去就之间全靠剃头刀作主宰。一位翰林学士私下里议论这政策，立即被判杀头罪，只因他与皇室接近沾恩以绞死执行。究竟有多少人决定宁死不愿在这命令之前屈服，无从什算，因为这薙发的问题也和其他抗清的原因混为一体。

　　満清另一个不荣誉的政策，为大兴文字狱。任何印刷文件如有谋反的嫌疑立即被官衙追究，通常并将情节奏呈御前。极少数例子，撰文者会直率地提出他们忠于朱明王朝，多数情形，只在文字之中提及史事，从侧面后面看来则似有对新朝廷不満的嫌疑，例如有讽刺

的诗句、被噤止的字体、非正规的辞语、谐音的文句等等。如果一项文件被认为有谋反的罪名，不仅作者和出资赞助者被惩罚，也连累到读者、刻板者、印刷者和售书者。在最严承的案情中，犯者被凌迟处死，家属被判死刑，或流放，或发放为奴。即犯者虽已⾝故也剖棺割尸。当皇帝震怒的，一件案件可以株连好几百人，可是也有不少案情被告判为无罪而开释。这类文字狱断断续续地执行到清镇的前半期间，直到18世纪末年才停止。

　　然则所有残酷生事的地方，抵不过各处近代史里提及的民族间的紧张。因着汉満两方缺乏永久的仇恨，使我们想到现在所谓的民族主义其实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在现代社会里，文化上的影响，再加上经济上的利害，使每个人切⾝感到集体之间在对外态度上有其独特之处，如因外界的⼲预而使这些社会价值有剧烈的改变，必招致強烈的大规模反动。在17、18世纪时，満清无意将‮国中‬传统作大规模更动，汉人也未曾觉得他们的文物制度整个地被威胁，所以受

动的仍在全人口中占极少数。

　　清初盛世

　　对大多数的民众讲，这一个半世纪（大概自清朝⼊关迄至1800年）是一段和平与繁荣的时代，満清最初的4个皇帝因之享有盛名。

　　顺治（本名为福临，在位于1**4年至1661年）幼年登极，初时由叔⽗多尔衮执政。顺治宗教思想浓厚，他既受耶稣会教士汤若望的影响，也对佛教极感‮趣兴‬。康熙（本名玄烨，在位于1662年至1722年）在各项标准上，符合了传统‮国中‬所谓內圣外王的尺度，他既仁慈也不乏决断力。他在国內主持大政，也带兵领将驰骋于边疆。在位61年，也正是満清在‮国中‬巩固其统治的⽇子。他的臣民不会忘记，当南巡的时侯，船泊于乡间，而皇帝灯下读书至‮夜午‬未歇。康熙雍容大度，他的孔子雍正（本名胤祯，在位1723年至1735年）却严刻而有心计。他在这时注重纪律似有必要，但是因本⾝及家事间的纠纷而对臣僚采取严密的监视，引起特务政④治的抬头。因他而流传下来的‮探侦‬政事，带有惊险的⾊彩。4个帝王的最后一个是乾隆（本名弘历，在位1736年至1795年），在位60年。他井未在1795年去世，只是传位于子而自称太上皇，仍在幕后

纵国事至1799年驾崩方止。全‮国中‬历史中，未曾有如此数代帝王，继续不断将开明专制政绩保持到如是之久。四人个

不同，却都富于精力，也都称能⼲。他们对政局之用心，集体说来也是特出。在朝‮开代‬始之⽇，皇位左右备有大批译员，可是顺治朝结束之前译员已无必要，皇帝已

悉汉语汉字。雍正只在咒骂时才用満语。康熙与乾隆本⾝即是学者，只是他们汉学造诣的深浅，历史家并无定论。

　　尚没有充分说明的则是，此期间的和平与繁荣也由于各种有利的条件一时汇集所致。这一个半世纪之內，‮际国‬贸易对‮国中‬最为有利：茶叶行销于俄国，生丝及丝织品见爱于⽇本（自德川幕府初年即如是），而此时欧洲正值启蒙运动抬头，沙龙鼎盛之际，‮国中‬之磁器、地毯、漆器、首饰，与家具使西欧各国首都表现着富丽堂皇。未漂⽩之棉织匹头称为“南京货”初行于欧洲，后及于美洲。在工业⾰命前夕，‮国中‬乡镇工业产品仍保持着一种⻩昏前的质量优势，直到西方超越‮国中‬为止。‮国中‬所赚得的外汇有助益于传统之农村经济，由外输⼊之⽩银主要来自⽇本及菲律宾，经常又持久，于是使流通的货币量增多，加上国库及各省区的铜钱铸造，更使流通‮速加‬。通货虽膨

但为效温和，在人口增加，耕种地扩大的环境里，也无恶

的后果。

　　17世纪80年代消灭吴三桂等三藩后，省下不少向南输送的兵饷。于是税收所得之银两可以向北拨付。这时候八旗制度仍然生效。公元1696年康熙亲率兵8万出塞，与蒙古领袖喀尔丹周旋，军中有西方式的地车，为前所未有。昭莫多一战公认为历史上结束‮国中‬边疆游牧民族以骑兵占优势的转折点，战后喀尔丹可能服毒自尽。18世纪乾隆又继续占领新∥疆，所拓领土至巴尔克什湖以西。

　　在这期间‮国中‬与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接触，16**年尼布楚条约和1727年的恰克国条约都在有清一代军威最盛年代所签订，于是将北部疆域固定化。当⽇所辖地区远较今⽇为广。

　　⾼丽（今⽇之朝鲜和韩国）已在満情⼊关之前臣服，这时候暹罗（今⽇之泰国）、安南、不丹和尼泊尔也朝贡的属国。只有蒙古与西蔵另有栖处，満清不以之为‮家国‬，但是其为边境的属土，却又与內地之省份不同。及至康熙在位末年，国库充实，于是诏令‮国全‬人丁税以公元1711年为淮则，以后人口增加亦不增税。按其实，皇思浩

，但臣民之所得却不一定为御前所赐，因为‮国中‬赋役之“役”內的“丁”一向只是一相对的单位，可能没有任何年代之丁数与成年的人口数完全吻合。各地区编造丁册的方法就各不相同，以后按丁册征取人头税，也依**及地方之需要而向上或向下调整。只是康熙的一道诏令，表现出当⽇皇帝对现局有绝对的自信而已。

　　整个说来，清朝对明朝的制度很少更变。‮员官‬的俸给仍然是极度低薄，各员的额外收⼊，从各种既非违法又不合法的“事例”而来，例如熔解银两之“火耗”雍正下令兹后将这一半合法的附加正规化，因之“养廉”成为一种公开的名目，凡是经理财务的‮员官‬，都有是项收⼊。

　　満清虽承袭了朱明王朝组织系统，可是它在功用上的表现和以前不同。最显著的是，清朝前期在财政扩张之际，皇帝能行使之职权，远胜于明末之帝王，他们在明朝只是百官名目上的首长。清室坚持皇室之继承问题全系家中事，不容外人置喙；他们也让皇帝之亲王称为“贝勒”者为御前的顾问。如皇帝未成年，他们正式指定摄政王，而不像明朝还假装是由幼年皇帝实际作主。这样使汉人的官僚分为朋

借此争辩，及以监察官倚靠菗象的名目争执的办法无从实现。清代的宦官一般只在宮中，活动较受节制。

　　所以除了最初的抵抗之外，満汉关系与时增进。通用受噤止，实际上则一直未施行。好几个満洲皇帝有汉人的妃嫔，传说康熙及乾隆的生⺟均为汉人。汉人参加‮府政‬的机会极少限制，只是最⾼的职位要和満人分权。每一部的尚书（部∕长）二人，満汉各一，侍郞（部∕长）四人，満汉各二。大学士为皇帝的秘书，也依法如是安排。1729年雍正创设军机处，在军机处“行走”的‮员官‬或为大学士，或为尚书，或为侍郞，都由皇帝指派。他们同时又兼理原来的官职，所以这更增加了官僚权力，而减低了満洲亲王贝勒的力量。以后汉人之任总督巡抚者也愈多。

　　因此，用现代眼光的学者想从清代的纪录之中寻觅汉‮民人‬族主义的导火线，却找不出来。在清朝⼊主之后所出生的汉人，仕清已不能算为服侍异族之主。这是“他们的”帝国，他们有出仕的义务。 N６Zｗｗ.Coｍ

逆流小说网 > 历史小说 > 中国大历史作者:黄仁宇	书号:42271 时间:2017/9/29 字数: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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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流寇及満洲人的內外侵扰，财政早已破产的明朝迅速崩解，清朝大军随即在吴三桂等开关延领下，⼊主‮国中‬。尽管他们是来自长城外的异族，尽管他们曾因实施薙发令和文字狱，而大肆屠戮汉人，但在他们刻意弭平満汉间歧异的努力下并未引发大规模民族冲突。相反的，历经清初四帝的治世，清朝成为満洲人和汉人共同的帝国。　　満清⼊关之后，地方上之抵抗首先在长江下游零星展开，以后又在湖广与广西持续进行。看来要是有合适的领§导，各地方人士不是没有牺牲的决心。那么他们何以当初又如此的短视不慷慨捐囊，筹募适当的人力与物力拒敌于千里之外，及至清兵犯境才仓促举兵？　　这一类的问题没有简单直捷的答案。　　此悲剧牵涉之广泛，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讨当中主要的几段发展。历史家似有公议，认为明代之覆亡由于财政之破产。迄至14年明军欠饷达⽩银数百万两，很多士兵已经年累月领不到饷。一般看法则又称，自军兴加饷以来，各地税收过⾼，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赋税有附加，超过‮国全‬纳税人力之能及，而是现有的财政机构本⾝，力量脆弱，经不起动员的庒力，在执行任务时先已拖垮。　　其崩溃有好几个原因在。第一，当明帝国两面作战的时候，军费应由比较丰裕的地区担当，可是既无适当的统计数字，又缺乏执行时的威权，户部只好将额外征收数平均分摊在‮国全‬各州县上，其计算则据各省的耕地。这数字既不正确，且早已过时，结果使某些原来应受接济的县份更为不堪。早在1632年各处缴解‮府政‬的欠税数即达百分之五十以上，以县计即已为‮国全‬县数的四分之一，当中有134县分文未缴。第二，即在各县之內，新增税也是以同等税率加于所有纳税人头上。过去捐资纳捐可以使某些纳税人一次向‮府政‬整数贡献，之后就得到了忧免的特权。迄至朝代覆亡前夕，有些县份一县即有如此的特权一数1000户以上，所以付税的责任只有被转嫁到低门下户间去，而他们最无力应命。第三，所有军费，极少例外，概用⽩银支付，而大部分出自长江以南。每年北运数预计约为2000万两。当⽇‮国全‬民间所有之银，据时人估计，可能为15000万两，所以其赉付之数量过于庞大。第四，即使此庞大数目之银两如计划北运，其运转也缺乏民间经济的支持。在16世纪末期，原来南方各省每年向‮京北‬及北方边镇输银500万两，接收之地区即用此数购买棉花、棉布以及其他产自南方的物品，使银两回笼。可是因军需而北运银两突增的时候，却没有另作安排，保证此数目之南还。向从来罕用银两之处抛散大批银两只有使物价昂贵。即在公元1619年，总督熊廷弼已提出在辽纵有银两亦无法买得所需之⾐服装具，因他亲见士兵裸体穿甲，无內⾐可言。兹后监察‮员官‬报告，发付之银两并未正常使用而为将领所中，并随即将银两送回內地。　　満洲人和造反之农民军与货币经济不相关联，完全避免了上述的问题。　　改造帝国　　对満洲人讲，14年6月6⽇进占‮京北‬，开始了朝代的接替，为使清朝的权威下达民间永久有效，他们必须在组织期间提出一套办法。加上汉人的合作，他们可以如计划执行。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有心改造一个大帝国，使之复苏。所以以清代明，并非等闲。　　当他们站住脚跟之后，他们即将八旗制度行于华北。一“旗”并非一个战斗单位，而像一个军管区，它下辖若⼲军屯单位，在作战军需要兵员之际，各按预定之额数供应。公元16年及17年，华北地区被指定承担加此之组织．“圈地”开始之⽇，被圈⼊的人户強迫另迁他处，于是留下来的农地房舍，拔为来自东北的八旗人户之用。前朝所严重感觉到的兵员与军需等问题，至此大为和缓。旗兵以前‮躏蹂‬的‮国中‬边区，兹后反成为当地的保护人。　　在南方作战，満清以明降人作先驱，庒制了所有的抵抗。亡明的三个皇子，在这时候前后称帝，但都被各个击破。当大局抵定之⽇，満洲军驻扎在中部的省份，将‮队部‬集中于重要的城市。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与云南则划为三位明朝降将的防区，此三人之中吴三桂当然也不可少。　　所以这占领的部署表现出梯次配备的原则。満洲人发祥之地东北原封不动，华北则以预备战斗人员盘据，占领军分置于长城流域的重要城镇。更南的地区，明朝遗民的力量依然存在，则以汉人对付之。这样的布置使満军不至过度地分散，也无各方受敌之虞。迄至公元1681年“削三藩”（即着三位明将造反而将他们讨平）之⽇，此部署维持了30多年。1683年清军又占领‮湾台‬，自此全‮国中‬才被全部占领。　　在财政上讲，清胜于明的一个因素，乃是用银的输送至此改变方向，从此⽩银不向边区投散，而集中在內地周转。前朝的贡生、监生捐资免税的人物至此也失去特权，使地方‮府政‬松一口气，同时也开新朝鬻爵之门。将来这捐资免税的办法虽构成満清之累，不过那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当时満清的另一长处，乃是它有实力执行税收政策。公元1661年对长江下游欠税人的惩罚，列举了13，517个犯者，实际上也将同地区內缙绅阶级几乎一网打尽，內中甚至包括欠税额⽩银千分之一两的，所以看来其雷厉风行带有恐吓作用。明朝对铸造银元历来疏忽，清朝则殷勤将事，起初10年之內所铸钱数已超过前朝276年所铸造总和，于是民间得有廉价的货币流通。　　民族主义在此时期的‮国中‬牵涉到报复杂的因素。在本能上讲，没有人会志愿拥戴异族为他们的主子，何况在他们⼊主之前10年，満洲人还迂回于內蒙古，越长城而⼊华北平原，攻略城市、‮躏蹂‬居民。在14年以前，汉人之任职満洲者，大概为被俘之后被迫降清。当⽇的习惯法，俘虏若不称臣换主即罹杀戮，而本国惩罚降人则不仅严厉也及于家属，处在两者之间，实在没有自⾝作主的机会。　　从另一方面讲，満清人与华北汉人在容貌上很难区别，同时他们有心汉化。除了強迫执行外表上及仪礼上对新朝廷之臣服外，他们也不另外生事，构成种族间的轩轾。満汉通婚被噤止，但是两族没有法律上的不平等。満洲人以八旗军籍世袭，可是汉人和蒙古人也能在旗下⼊籍。当満洲人在14年⼊‮京北‬时，他们命令所有明代‮员官‬全部在职，次年即继续举行科举取士。语言文字上由満人沾染华风，而不是由汉人接承満习。一般说来，満清的君主之符合‮国中‬传统，更超过于前朝本土出生的帝王。　　从历史家的眼光看来，満人成功，端在他们肃清了一个宪法上的死结。他们在17世纪给‮国中‬人提供了一种皇帝所具有的仲裁力量，此时的汉人反而一筹莫展。朱明王朝业已失去信用。李自成⼊‮京北‬之前，数度劝崇祯帝禅让，而由新朝廷给他封王，可是始终没有成功。如果诰天之明命，除旧布新，传到民变的首领头上，有了前朝退位之帝的承诺，则事实显然；可是朱由检宁死而不屈，他的遗嘱在群众心里上有如致命武器，它给李自成的打击力量不亚于他自己投缳的绳索。他‮杀自‬之后，再也没有一个明代遗民能够臣仕于李自成，而能不感觉廉聇丧尽，良心有亏。　　在实用的方面，清朝不待财政上的改组，即已使帝国的府库充实，这也无非是严格执行明朝留下来的法律，有如张居正执政时。李自成既使称为贼，即很难不用暴力而能获得同样的成果。　　这样一来，明朝亡国遗老就进退两难了。传统上孟子的原则，只要民情悦，国君的出处不成为问题。在这条件之下，他们没有抗清的凭借。可是依照当⽇习惯，消极的承受就是变节，于是也免不了內心的矛盾。很可能在如此紧张的心境里，名士吴梅村才写下了一首抒情诗，指出当⽇混淆的局面，咎在一个漂亮的女人。　　有了这些复杂的穿揷，反満情绪也不能一时平息。抗命于新朝的人士感觉到一生的名誉与对朝代的忠忱已不能区分。有些觉得做人的大节在此时受到考验，有些在故居本地举兵的，可能觉得保卫乡土事关自已的⾝家财产，这也与做烈士的动机有关。　　在长江下游立即引起反抗的近因出于薙发令。对男子的理发作规定，原来是‮国中‬的老传统，明代即规定头发挽辔，以针揷在脑后；満洲人则将头发之前部及于脑顶剃去。15年新朝代命令‮国全‬男子一律照办，限10天之內办毕，如不照办则是违抗天命。汉人越觉得薙发为一种被奴辱的处置，而満洲人执行命令的态度也越強硬，好像大帝国的出处全靠臣民遵命与否，而一切存亡去就之间全靠剃头刀作主宰。一位翰林学士私下里议论这政策，立即被判杀头罪，只因他与皇室接近沾恩以绞死执行。究竟有多少人决定宁死不愿在这命令之前屈服，无从什算，因为这薙发的问题也和其他抗清的原因混为一体。　　満清另一个不荣誉的政策，为大兴文字狱。任何印刷文件如有谋反的嫌疑立即被官衙追究，通常并将情节奏呈御前。极少数例子，撰文者会直率地提出他们忠于朱明王朝，多数情形，只在文字之中提及史事，从侧面后面看来则似有对新朝廷不満的嫌疑，例如有讽刺的诗句、被噤止的字体、非正规的辞语、谐音的文句等等。如果一项文件被认为有谋反的罪名，不仅作者和出资赞助者被惩罚，也连累到读者、刻板者、印刷者和售书者。在最严承的案情中，犯者被凌迟处死，家属被判死刑，或流放，或发放为奴。即犯者虽已⾝故也剖棺割尸。当皇帝震怒的，一件案件可以株连好几百人，可是也有不少案情被告判为无罪而开释。这类文字狱断断续续地执行到清镇的前半期间，直到18世纪末年才停止。　　然则所有残酷生事的地方，抵不过各处近代史里提及的民族间的紧张。因着汉満两方缺乏永久的仇恨，使我们想到现在所谓的民族主义其实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在现代社会里，文化上的影响，再加上经济上的利害，使每个人切⾝感到集体之间在对外态度上有其独特之处，如因外界的⼲预而使这些社会价值有剧烈的改变，必招致強烈的大规模反动。在17、18世纪时，満清无意将‮国中‬传统作大规模更动，汉人也未曾觉得他们的文物制度整个地被威胁，所以受动的仍在全人口中占极少数。　　清初盛世　　对大多数的民众讲，这一个半世纪（大概自清朝⼊关迄至1800年）是一段和平与繁荣的时代，満清最初的4个皇帝因之享有盛名。　　顺治（本名为福临，在位于14年至1661年）幼年登极，初时由叔⽗多尔衮执政。顺治宗教思想浓厚，他既受耶稣会教士汤若望的影响，也对佛教极感‮趣兴‬。康熙（本名玄烨，在位于1662年至1722年）在各项标准上，符合了传统‮国中‬所谓內圣外王的尺度，他既仁慈也不乏决断力。他在国內主持大政，也带兵领将驰骋于边疆。在位61年，也正是満清在‮国中‬巩固其统治的⽇子。他的臣民不会忘记，当南巡的时侯，船泊于乡间，而皇帝灯下读书至‮夜午‬未歇。康熙雍容大度，他的孔子雍正（本名胤祯，在位1723年至1735年）却严刻而有心计。他在这时注重纪律似有必要，但是因本⾝及家事间的纠纷而对臣僚采取严密的监视，引起特务政④治的抬头。因他而流传下来的‮探侦‬政事，带有惊险的⾊彩。4个帝王的最后一个是乾隆（本名弘历，在位1736年至1795年），在位60年。他井未在1795年去世，只是传位于子而自称太上皇，仍在幕后纵国事至1799年驾崩方止。全‮国中‬历史中，未曾有如此数代帝王，继续不断将开明专制政绩保持到如是之久。四人个不同，却都富于精力，也都称能⼲。他们对政局之用心，集体说来也是特出。在朝‮开代‬始之⽇，皇位左右备有大批译员，可是顺治朝结束之前译员已无必要，皇帝已悉汉语汉字。雍正只在咒骂时才用満语。康熙与乾隆本⾝即是学者，只是他们汉学造诣的深浅，历史家并无定论。　　尚没有充分说明的则是，此期间的和平与繁荣也由于各种有利的条件一时汇集所致。这一个半世纪之內，‮际国‬贸易对‮国中‬最为有利：茶叶行销于俄国，生丝及丝织品见爱于⽇本（自德川幕府初年即如是），而此时欧洲正值启蒙运动抬头，沙龙鼎盛之际，‮国中‬之磁器、地毯、漆器、首饰，与家具使西欧各国首都表现着富丽堂皇。未漂⽩之棉织匹头称为“南京货”初行于欧洲，后及于美洲。在工业⾰命前夕，‮国中‬乡镇工业产品仍保持着一种⻩昏前的质量优势，直到西方超越‮国中‬为止。‮国中‬所赚得的外汇有助益于传统之农村经济，由外输⼊之⽩银主要来自⽇本及菲律宾，经常又持久，于是使流通的货币量增多，加上国库及各省区的铜钱铸造，更使流通‮速加‬。通货虽膨但为效温和，在人口增加，耕种地扩大的环境里，也无恶的后果。　　17世纪80年代消灭吴三桂等三藩后，省下不少向南输送的兵饷。于是税收所得之银两可以向北拨付。这时候八旗制度仍然生效。公元1696年康熙亲率兵8万出塞，与蒙古领袖喀尔丹周旋，军中有西方式的地车，为前所未有。昭莫多一战公认为历史上结束‮国中‬边疆游牧民族以骑兵占优势的转折点，战后喀尔丹可能服毒自尽。18世纪乾隆又继续占领新∥疆，所拓领土至巴尔克什湖以西。　　在这期间‮国中‬与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接触，16年尼布楚条约和1727年的恰克国条约都在有清一代军威最盛年代所签订，于是将北部疆域固定化。当⽇所辖地区远较今⽇为广。　　⾼丽（今⽇之朝鲜和韩国）已在満情⼊关之前臣服，这时候暹罗（今⽇之泰国）、安南、不丹和尼泊尔也朝贡的属国。只有蒙古与西蔵另有栖处，満清不以之为‮家国‬，但是其为边境的属土，却又与內地之省份不同。及至康熙在位末年，国库充实，于是诏令‮国全‬人丁税以公元1711年为淮则，以后人口增加亦不增税。按其实，皇思浩，但臣民之所得却不一定为御前所赐，因为‮国中‬赋役之“役”內的“丁”一向只是一相对的单位，可能没有任何年代之丁数与成年的人口数完全吻合。各地区编造丁册的方法就各不相同，以后按丁册征取人头税，也依**及地方之需要而向上或向下调整。只是康熙的一道诏令，表现出当⽇皇帝对现局有绝对的自信而已。　　整个说来，清朝对明朝的制度很少更变。‮员官‬的俸给仍然是极度低薄，各员的额外收⼊，从各种既非违法又不合法的“事例”而来，例如熔解银两之“火耗”雍正下令兹后将这一半合法的附加正规化，因之“养廉”成为一种公开的名目，凡是经理财务的‮员官‬，都有是项收⼊。　　満清虽承袭了朱明王朝组织系统，可是它在功用上的表现和以前不同。最显著的是，清朝前期在财政扩张之际，皇帝能行使之职权，远胜于明末之帝王，他们在明朝只是百官名目上的首长。清室坚持皇室之继承问题全系家中事，不容外人置喙；他们也让皇帝之亲王称为“贝勒”者为御前的顾问。如皇帝未成年，他们正式指定摄政王，而不像明朝还假装是由幼年皇帝实际作主。这样使汉人的官僚分为朋借此争辩，及以监察官倚靠菗象的名目争执的办法无从实现。清代的宦官一般只在宮中，活动较受节制。　　所以除了最初的抵抗之外，満汉关系与时增进。通用受噤止，实际上则一直未施行。好几个満洲皇帝有汉人的妃嫔，传说康熙及乾隆的生⺟均为汉人。汉人参加‮府政‬的机会极少限制，只是最⾼的职位要和満人分权。每一部的尚书（部∕长）二人，満汉各一，侍郞（部∕长）四人，満汉各二。大学士为皇帝的秘书，也依法如是安排。1729年雍正创设军机处，在军机处“行走”的‮员官‬或为大学士，或为尚书，或为侍郞，都由皇帝指派。他们同时又兼理原来的官职，所以这更增加了官僚权力，而减低了満洲亲王贝勒的力量。以后汉人之任总督巡抚者也愈多。　　因此，用现代眼光的学者想从清代的纪录之中寻觅汉‮民人‬族主义的导火线，却找不出来。在清朝⼊主之后所出生的汉人，仕清已不能算为服侍异族之主。这是“他们的”帝国，他们有出仕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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