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自选集_人类的敦煌

书号:44353 时间:2017/11/24 字数: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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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蔵经洞发现一百周年之际，敦煌又成热门话题。对于国人心中的这段痛史，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

　　第一，敦煌是‮华中‬文物的顶级宝库，但是，这个宝库中的一大部分文物已经不在敦煌，也不在‮国中‬，而是流散到世界各地了。特别是在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间，外国学者纷纷来到这里进行掠夺

考察，把珍贵文物运回自己‮家国‬，致使莫⾼窟的数百件壁画和塑像，蔵经

　　洞里的数万件文书，近千幅唐宋佛画，现今分散收蔵在英、法、俄、⽇、美等十多个‮家国‬的四十几家博物馆和研究机构中。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遭到如此严重的肢解，这在现代史上是罕见的。

　　第二，敦煌学是‮际国‬上的显学，但是，这门以‮国中‬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多分支学科的大本营却不在‮国中‬，而在譬如说⽇本或者法国。这当然是敦煌文物流散的一个直接后果，使得一些西方学者得以捷⾜先登，占山为王。在此不利形势下，‮国中‬敦煌学的起步就成了‮国中‬学者到海外追寻、抄写、研究文献的过程。由于政治动

频繁和经济贫困，‮国中‬学者即使在这方面也是举步维艰，拥有的条件完全不能与⽇本学者相比。所以，在⽇本汗牛充栋的敦煌学著作面前，‮国中‬已有的成果至少在数量上显得十分可怜，以至于⽇本学者敢于理直气壮地宣称：“敦煌在‮国中‬，敦煌学在⽇本。”

　　面对以上事实，作为一个‮国中‬人，我当然感到痛心，同时又时常陷⼊深思。我不断问自己一个问题：在一九〇〇年王道士发现蔵经洞之后，假如没有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相继来盗宝，洞內这些珍贵经卷和文书的命运会如何？答案几乎不容置疑：一定会更惨。这个结论由一件事便可推断，便是一九〇九年‮国中‬ ‮府政‬接管了蔵经洞之后，决定把劫后剩余蔵品运

京师图书馆保管，结果是从敦煌到‮京北‬，这批卷子一路遭劫，劫掠者都是以权谋私乃至监守自盗的‮员官‬和名流。斯坦因和伯希和盗走的文物至少都缴给了各自的‮家国‬，被他们的博物馆精心收蔵起来，⽇后尚可供赏析研究，而这些同胞所获的赃物却统统进了私宅，然后又大量地流失于市场，敦煌这一部分蔵品的数量和面貌已经成了永远不可知的谜。

　　我无意替斯坦因等人辩护。他们当年获取敦煌文书的手段绝非光明正大，说得上坑蒙拐骗，他们的考古挖掘不乏破坏

行为，他们运走‮国中‬文物更是属于帝国主义行径。但是，我承认我的心情是矛盾的。蔵经洞发现之时，清朝‮权政‬处在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中，地方‮府政‬极其昏庸，看守莫⾼窟的王道士又如此愚昧无知，这一切已经注定了洞內蔵品的悲惨命运。外国考察家在那个时候到来，完完全全是乘虚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満载而归。而如果他们不来，在那种混

的局面下，蔵品也几乎必定会被我们自己的同胞‮蹋糟‬殆尽。像斯坦因这样的人毕竟是懂行之人，他知道这些文物的珍贵价值，他在每次考察后撰写和出版详尽的考古报告，并把相关材料

由沙畹等专家整理刊布，便是最好的证明。伯希和更是一代汉学大师，虽然他没有把主要精力放在敦煌学上，但他在懂得敦煌文物的价值方面绝不逊于斯坦因。在当时的‮国中‬，肯定有学术能力不亚于甚至超过他们的人，例如罗振⽟和王国维。可是，也正是在当时的‮国中‬，以区区布⾐的微弱力量是无论如何抵御不了全局

的‮败腐‬的。因此，封闭了几乎一千年的蔵经洞真是开启得不是时候，等待着它的宝蔵的只有两种前途，不是沦落异国，便是毁于故乡。出于民族自尊心，我坚决反对前一种结局。但是，如果我真正珍惜这些文化遗产，我就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宁愿它们被保存着而不是被毁灭掉，哪怕是保存在‮国中‬之外的某些地方。只要它们还存在着，就有回来的可能，即使回不来，也比不存在好得多。

　　历史不容假设，发生了的事终究已经发生了。可是，我忍不住还要作第二个假设：如果莫⾼窟第十六窟‮道甬‬左墙没有在一百年前的那一天裂出一条

，如果这条

推迟三十年甚至一百年裂出，从而把蔵经洞的发现也相应推迟，情况是否会好得多？回答似乎应该是肯定的。然而，想到在我们今天的各种重大工程方案中，文物保护仍被摆在非常次要的位置上，想到各地不断发生的目光短浅的和利

熏心的破坏文物事件，我的信心又有了一点动摇。以我们今⽇的国力和觉悟，敦煌文物大规模外流这样的事情的确不会发生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进一步的觉悟，不但对民族负责，而且对人类负责，‮国中‬境內的一切历史遗物，不管是露在地面上的还是仍然埋在地下的，不但把它们看做民族的财产，而且把它们看做人类的文化遗产，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觉悟，它们在我们这里就始终是非常不‮全安‬的。我们已经很当然地认为外国人掠走‮国中‬文物是对我们的民族犯罪，有朝一⽇倘若我们还当然地认为‮国中‬人破坏‮国中‬文物是对人类犯罪，我们才算真正从敦煌痛史中昅取了教训。

　　在事隔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流散在外国的敦煌文献的主体部分业已整理出版，相关著作正陆续翻译成中文。遥想当年罗振⽟、王国维等人奔走于八宝胡同——伯希和在京的临时居处——的匆忙⾝影，董康、胡适、郑振铎、王重民等人在国外图书馆里埋头抄录的辛勤‮势姿‬，相比之下，‮国中‬今⽇的研究者的条件不知要好了多少倍。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敦煌文献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因而也能被‮国中‬学者共享了。那么，我期望‮国中‬的敦煌学研究会有一个大的发展，以此证明我要提出的第三个假设：如果敦煌文献未曾大规模外流，敦煌学的大本营就不会在⽇本或者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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蔵经洞发现一百周年之际，敦煌又成热门话题。对于国人心中的这段痛史，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　　第一，敦煌是‮华中‬文物的顶级宝库，但是，这个宝库中的一大部分文物已经不在敦煌，也不在‮国中‬，而是流散到世界各地了。特别是在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间，外国学者纷纷来到这里进行掠夺考察，把珍贵文物运回自己‮家国‬，致使莫⾼窟的数百件壁画和塑像，蔵经　　洞里的数万件文书，近千幅唐宋佛画，现今分散收蔵在英、法、俄、⽇、美等十多个‮家国‬的四十几家博物馆和研究机构中。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遭到如此严重的肢解，这在现代史上是罕见的。　　第二，敦煌学是‮际国‬上的显学，但是，这门以‮国中‬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多分支学科的大本营却不在‮国中‬，而在譬如说⽇本或者法国。这当然是敦煌文物流散的一个直接后果，使得一些西方学者得以捷⾜先登，占山为王。在此不利形势下，‮国中‬敦煌学的起步就成了‮国中‬学者到海外追寻、抄写、研究文献的过程。由于政治动频繁和经济贫困，‮国中‬学者即使在这方面也是举步维艰，拥有的条件完全不能与⽇本学者相比。所以，在⽇本汗牛充栋的敦煌学著作面前，‮国中‬已有的成果至少在数量上显得十分可怜，以至于⽇本学者敢于理直气壮地宣称：“敦煌在‮国中‬，敦煌学在⽇本。” 　　面对以上事实，作为一个‮国中‬人，我当然感到痛心，同时又时常陷⼊深思。我不断问自己一个问题：在一九〇〇年王道士发现蔵经洞之后，假如没有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相继来盗宝，洞內这些珍贵经卷和文书的命运会如何？答案几乎不容置疑：一定会更惨。这个结论由一件事便可推断，便是一九〇九年‮国中‬ ‮府政‬接管了蔵经洞之后，决定把劫后剩余蔵品运京师图书馆保管，结果是从敦煌到‮京北‬，这批卷子一路遭劫，劫掠者都是以权谋私乃至监守自盗的‮员官‬和名流。斯坦因和伯希和盗走的文物至少都缴给了各自的‮家国‬，被他们的博物馆精心收蔵起来，⽇后尚可供赏析研究，而这些同胞所获的赃物却统统进了私宅，然后又大量地流失于市场，敦煌这一部分蔵品的数量和面貌已经成了永远不可知的谜。　　我无意替斯坦因等人辩护。他们当年获取敦煌文书的手段绝非光明正大，说得上坑蒙拐骗，他们的考古挖掘不乏破坏行为，他们运走‮国中‬文物更是属于帝国主义行径。但是，我承认我的心情是矛盾的。蔵经洞发现之时，清朝‮权政‬处在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中，地方‮府政‬极其昏庸，看守莫⾼窟的王道士又如此愚昧无知，这一切已经注定了洞內蔵品的悲惨命运。外国考察家在那个时候到来，完完全全是乘虚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満载而归。而如果他们不来，在那种混的局面下，蔵品也几乎必定会被我们自己的同胞‮蹋糟‬殆尽。像斯坦因这样的人毕竟是懂行之人，他知道这些文物的珍贵价值，他在每次考察后撰写和出版详尽的考古报告，并把相关材料由沙畹等专家整理刊布，便是最好的证明。伯希和更是一代汉学大师，虽然他没有把主要精力放在敦煌学上，但他在懂得敦煌文物的价值方面绝不逊于斯坦因。在当时的‮国中‬，肯定有学术能力不亚于甚至超过他们的人，例如罗振⽟和王国维。可是，也正是在当时的‮国中‬，以区区布⾐的微弱力量是无论如何抵御不了全局的‮败腐‬的。因此，封闭了几乎一千年的蔵经洞真是开启得不是时候，等待着它的宝蔵的只有两种前途，不是沦落异国，便是毁于故乡。出于民族自尊心，我坚决反对前一种结局。但是，如果我真正珍惜这些文化遗产，我就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宁愿它们被保存着而不是被毁灭掉，哪怕是保存在‮国中‬之外的某些地方。只要它们还存在着，就有回来的可能，即使回不来，也比不存在好得多。　　历史不容假设，发生了的事终究已经发生了。可是，我忍不住还要作第二个假设：如果莫⾼窟第十六窟‮道甬‬左墙没有在一百年前的那一天裂出一条，如果这条推迟三十年甚至一百年裂出，从而把蔵经洞的发现也相应推迟，情况是否会好得多？回答似乎应该是肯定的。然而，想到在我们今天的各种重大工程方案中，文物保护仍被摆在非常次要的位置上，想到各地不断发生的目光短浅的和利熏心的破坏文物事件，我的信心又有了一点动摇。以我们今⽇的国力和觉悟，敦煌文物大规模外流这样的事情的确不会发生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进一步的觉悟，不但对民族负责，而且对人类负责，‮国中‬境內的一切历史遗物，不管是露在地面上的还是仍然埋在地下的，不但把它们看做民族的财产，而且把它们看做人类的文化遗产，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觉悟，它们在我们这里就始终是非常不‮全安‬的。我们已经很当然地认为外国人掠走‮国中‬文物是对我们的民族犯罪，有朝一⽇倘若我们还当然地认为‮国中‬人破坏‮国中‬文物是对人类犯罪，我们才算真正从敦煌痛史中昅取了教训。　　在事隔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流散在外国的敦煌文献的主体部分业已整理出版，相关著作正陆续翻译成中文。遥想当年罗振⽟、王国维等人奔走于八宝胡同——伯希和在京的临时居处——的匆忙⾝影，董康、胡适、郑振铎、王重民等人在国外图书馆里埋头抄录的辛勤‮势姿‬，相比之下，‮国中‬今⽇的研究者的条件不知要好了多少倍。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敦煌文献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因而也能被‮国中‬学者共享了。那么，我期望‮国中‬的敦煌学研究会有一个大的发展，以此证明我要提出的第三个假设：如果敦煌文献未曾大规模外流，敦煌学的大本营就不会在⽇本或者法国。　　20009 n6ＺwW.Ｃ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