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祥大叔的大书——《岁月随想》，在祖国各地的书肆地摊上已经随想了颇有些个岁月，这本来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蒸蒸⽇上的表现之一，说明不管什么文化层次的劳动民人都可以写书出书，我们的扫盲事业已经从《夫 识字》那种粉笔加黑板的苦难岁月，进化到“告别铅与火”的电子排版时代了。怪不得舂节晚会上宋丹丹大婶 动地表示，要学习倪萍的《⽇子》，写它一本《月子》。这时导演给了赵忠祥和倪萍一个特写，看他们笑得多甜藌，让人噤不住想唱：“黑咕隆咚天上，出呀么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
可是，偏偏有好事者吹⽑求疵，愣给《岁月随想》一书罗织了一大堆语法和印刷错误（详见《京北青年报》1999年4月16⽇第9版以及其他报刊其他版）。按照这些好事者的逻辑，凡家国正式出版物，尤其是印数达到一定规模，⾜可给出版者和作者带来可观的经济利润的出版物，就必须表达清楚，没有语病，否则就属于假冒伪劣，坑害读者，可以到“消协”去揭发控诉。这种逻辑应该说是很危险的，很容易被打成极左思嘲，说你是破坏主民，反对自由，⼲扰市场经济。特别是，咱赵忠祥大叔是“国全第一脸”把这张脸打肿了，国全
民人都得跟着一齐充胖子。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赵大叔的大书写得还应该算是不丢人的，完全能够代表央中电视台的整体文化素质。我们不应该用学术著作的标准或者文学创作的标准去横挑鼻子竖挑眼。退一步说，学术著作和文学创作的文字质量又如何？內部人都清楚，那也是读着读着就要吃个沙子呑个小虫的。许多大书都以勘误表做陪嫁，结果勘误表还需要“再勘误”我的一位朋友的博士论文，书中所有的“情感”一词全部印成了“ 感”什么“文学的审美感”、“军民的鱼⽔感”以及“居委会大妈的纯朴感”一大堆，这能怪博士的语文⽔平差么？我以为责任主要在出版社。出版社的所谓“责编”在我看来有许多属于“贼编”他们很少有校对三遍以上的，最恶劣的一遍也不校，还经常把书稿的校对推给作者，不懂得作者自己是最不适宜做校对者的起码道理。校勘学上把校对比做仇人相对，校对者不但要具备 蛋里挑骨头的狭隘心 ，甚至要怀着搞一把文字狱的 暗心理，才能把好质量关。自己的文章自己校，当然怎么看怎么⽔灵，这也就难怪赵大叔拍案而起，宣布《岁月随想》洁⽩无瑕了。我也想帮赵大叔说一句：“就算俺的书里有点小⿇子大疤瘌，你们想咋的！出⽔才看腿两泥哩！”
事实告诉我们，语文⽔平下降，出版质量下降，是当前全社会的普遍问题。在一个连工具书都敢胡编 造，连二十四史都敢随便雇几个大生学胡翻译的时代，咱们好意思单单欺负赵大叔这么个实在人么？如果说书籍一定要错误率小于万分之一或十万分之一才准出版的话，那现在的出版社可以全部查封，出版物可以全部烧毁。 央中的宣传部门三令五申要注重社会效益，但下面的出版部门就是惟利是图，只顾利用名人钱赚，而不替名人把好祸从口出的大门，结果是流毒甚广，不把读者坑害得火冒三丈不罢休。国中的大部分读者，是比赵大叔的文化⽔平还要低许多的，他们以为一个人天天上电视，年年闹晚会，比央中
导领还要出风头，那肯定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金口⽟牙，说啥是啥的。不但赵大叔书中的人生道理他们会牢记，以后见到动物时，他们也会模仿《动物世界》的语调憋着伤风的鼻子说：“舂回大地，小袋熊发情的季节又到了…”所以说，读者无罪，名人也无罪，而利用名人效应去赚读者的民人那个币而又不认真把好名人的文字关的那些人才有罪。《岁月随想》等书的编辑质量问题，不应该成为名人出书的拦路虎，而应该成为名人们继续出版⾼质量著作的铺路石。谁规定非得博士硕士才能出书？有一句电影台词说：“解放才九年，要那么⾼的文化上大学，等于是把工农子女置之门外。什么是上大学的资格？这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赵忠祥大叔等名人，也算是我们家国⽇夜战斗在第一线的辛勤劳动者，他们脸上和⾆头上的老茧，就是他们出书的资格。不让他们出书，岂不是要把贫下中农的肺都气炸了？宋丹丹大婶就第一个不答应。所以，我理直气壮地支持赵大叔宋大婶们多快好省地猛出书，并把本文的标题郑重地赠与他们，只是这个标题要断开来读：第一，语不坑人，第二，死不休。要是理解错了，休怪小生，那一定是这篇文章又遇到“贼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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